陳長均
刑事訴訟法第三章明確規定了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和偵查人員的回避制度，但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僅規定了審判人員的回避制度，未提及檢察人員。辦案實踐中，民事、行政檢察人員與所辦案件存在利害關系的情況時有出現。
對此，2006年高檢院發布的《民事行政檢察人員辦案守則(試行)》第7條規定:“民事行政檢察人員在履行職責時發現有屬於法律規定應當回避的情形的，應當主動申請回避。”高檢院近日印發的《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檢察人員廉潔規范執法行為准則》第3條也規定:“民事行政檢察人員在執法辦案時發現有屬於法律規定應當回避的情形的，應當主動申請回避。”在一定意義上說，這些規定填補了民行檢察人員回避制度的空白，對於進一步規范民行檢察人員的執法行為，強化對民行檢察工作的自身監督，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說明，很有必要在法律層面構建民行檢察人員回避制度。理由如下。
其一，建立民行檢察人員回避制度有利於公正處理案件。民事、行政訴訟中，審判監督程序是實現公正的最后救濟渠道。回避的價值在於防止偏私，保障公正。就實體而言，在審判監督程序中，如果檢察人員與所辦案件存在利害關系而不予回避，可能給案件的最終處理帶來一些不利影響。建立民行檢察人員回避制度，有利於消除當事人對案件處理公正性的疑慮，從而提高民行檢察監督公信度。就程序而言，“自己不做自己的法官”是自然公正原則的首要要求，回避即“自己不做自己的法官”。回避能夠確保程序形式上的公正無私，由此驅使當事人以公正的心態認同程序的結果。曾任美國大法官的道格拉斯認為:“正是程序決定了法治與恣意的人治之間的基本區別。”因此，從社會效果上來說，建立民行檢察人員回避制度有助於當事人認同檢察機關決定，從而有利於社會的和諧穩定和法治中國建設。
其二，建立民行檢察人員回避制度有利於加強自身監督。將自身監督與法律監督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已成為當前檢察機關和檢察人員的共識。“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民行檢察人員回避制度是對訴訟回避制度的完善，是檢察機關強化自身監督而主動採取的重要措施。它不僅有利於從源頭上減少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的發生，而且有利於廣大民行檢察人員增強廉潔自律意識，同時也有利於提升檢察機關執法公信力。
(作者單位:山西省晉中市人民檢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