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24日，中央召開農村工作會議，這是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后推動農業農村發展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強調一定要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會議指出，我們一定要清醒看到，當前農業還是“四化”同步的短腿，農村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
當前我國農業比較效益低、農村組織化程度低、農民增收困難、農村萎縮凋敝、基礎設施薄弱、地區差異大等問題依然十分突出，這些問題與過去的韓國農村十分相似。1970年起，韓國政府開展以基礎設施投入增加、福利改善、環境改善、精神啟發和城市與工廠建設等五個方面為主要工作內容的新村運動，得到了廣大農民的擁護和稱贊。1990年韓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已經達到城市居民收入的95%，目前韓國城鄉收入基本相當。解析韓國解決“三農”問題的經驗，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啟示。
首要任務仍然是發展農業生產
1980年韓國農業生產總值佔全社會的16.2%（2012年約為3.5%），農業人口佔28.9%（2012年約為5%）。我國現在農業生產總值佔全社會的10%，2030年農村人口仍將佔30%左右。在糧食安全地位極其重要、農業比較效益低下的情況下，優先改善農業生產條件、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完善技術服務、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等，是保障糧食生產、夯實農民增收農村穩定的關鍵。從韓國經驗看，政府重點推動完備農業生產條件，提高組織化程度，重視農業農村基礎設施的運行管理，並且政府補助大部分運行維護費用。我國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欠賬還很多，而且全國普遍存在“重建輕管”，因此必須在加大設施建設的同時，加快建立財政補助下的農業農村基礎設施農民自主管理機制，讓農民長期受益，進一步夯實國家糧食安全和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動員農民參與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至為關鍵
韓國新村運動開始是政府主導，后來成功地變成了農民自發推動。每個村都選好男女各一名領導人，給予榮譽和子女就學等方面的待遇，村級領導人在帶動廣大農民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我國，大量青壯年勞力外出務工，留守農村的多是老人、婦女和兒童，組織程度低、勞動效率不高，發揮好包括外出農民工在內的廣大農民參與農村農業發展的積極性至為重要。一方面，要加大財政資金對工程項目建設的補助力度，重要的是適當給予財政補助幫助農民強化工程運行管理﹔另一方面，要通過扶持發展農民合作社、農機服務社等機構將農民組織起來，大力推進農機化，緩解農業勞動力短缺問題，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農民收入。隻有這樣，農民得到更多實惠，才能真正調動農民參與的積極性，項目才能建得起、管得好。
根據我國東部和國外的經驗，可以預測，隨著目前生活在農村的一批老人的去世，未來中國農村人口的來源又將有新的變化。一是長期在城市打工的人員，由於年齡大、技能低或者傷病，被迫返回農村，繼續經營農業生產﹔二是原在鄉規模經營農業（含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發起人）或者返鄉創業的外出務工人員。借鑒韓國和我國一些成功的經驗，可以重點從未來在農村創業守業的群體中培育一部分年輕人成為致富帶頭人。
拓寬農民增收的渠道
韓國通過大力推廣新的高產水稻品種、發展“一村一品”等途徑，較大幅度地增加了農民收入，1980年以后農民收入的增加主要依靠非農兼業收入。當前，在推動新一輪城鎮化進程中，我們可以從兩方面增加農民收入：在農村大力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加大農技、農機推廣力度，讓繼續從事農業的人獲得相應的收益，讓“三留守”獲得較高的勞務收入﹔在城鎮讓農民工市民化，享受基本公共服務，實質性地增加收入。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將有效緩解農村融資難、增收渠道狹窄狀況。目前我國大量工商資本急於進入農業，政府要引導他們避免在種植環節與農民爭利，強化產前、產中和產后的產業鏈延伸，提高農業的比較效益。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我國還有約1億貧困人口生活在山區和邊境地區，這些地區大多不是糧食生產核心區和后備區，以農村水利為主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支持力度小，但這些地區小型設施建設的需求量大、迫切程度急、實施效果好。這些地區的基層政府和農民感覺中央一系列強農惠農政策與自己距離比較遠，加上地方財力有限、農民貧窮，已建設施的管理責任和經費也難以落實，致使設施加劇老化，需求與現實距離進一步拉大。對這些地區，如果不採取科學的政績觀和考核辦法，不採取更為現實的扶持政策，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關系就很難得到協調，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農民收入也將進一步拉大與東部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