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下簡稱會議）提出：“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會議分析了新常態經濟九大變化、四大特征﹔部署了新常態經濟工作任務及一系列改革措施。這一在新常態思路下首次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帶領我們進入到一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時期。
認識新常態
會議認識和判斷，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改變的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那麼，新常態經濟改變的是哪些內涵和條件，改變的是什麼樣的經濟發展方式和結構？產生了什麼樣的新變化？
經濟需求面逐漸轉向新常態。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被會議作為經濟新常態第一大變化提出。這實際釋放出中央尋找經濟增長新動力的一個信號。新常態的背景下，消費在我國經濟增長中的權重越來越大。2014年前三季度，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48.5%，超過投資和出口。當一個國家投資佔GDP的比重達到峰值之后，經濟增長將主要依靠消費來拉動。有權威機構預測：今年，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將超過50%，並維持逐年增長的趨勢。會議不但將消費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提升到從未有的高度，還將原來一般的抽象的表述具體化：“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模仿型排浪式消費”是一個新穎的概括，它是指大家一哄而上、攀比模仿、你有我也要有的集中式消費階段。現在互聯網經濟帶來的信息消費，滿足人們精神需求的文化娛樂消費，緊跟世界新潮流的綠色、健康和保健消費等多樣化、個性化的消費漸次成為市場亮點。與這種新的消費現象相適應，投資作為新常態經濟趨勢性變化之二，則歸結為：“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 如互聯網應用和互聯網思維激發出的新型業態，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負面清單管理等新商業模式等。而對於定位於“三駕馬車”最后的出口，會議也作為新常態經濟趨勢性變化之三表述了其新變化：“我國低成本比較優勢發生了轉化，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必須加緊培育新的比較優勢，使出口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支撐作用。”“大規模走出去”既包括商品也包括資本走出去，而后者更強調發展直接投資，提高資產收益。而且，對外直接投資也是突破國內資源瓶頸、化解產能過剩的必要選擇。
經濟供給面逐漸轉向新常態。會議從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生產要素、市場競爭和資源環境四方面展現了供給方面新的變化趨勢。作為經濟新常態趨勢性變化之四，會議就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提出：“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產業組織新特征。”作為經濟新常態趨勢性變化之五，會議就生產要素相對優勢提出，“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農業富余勞動力減少，要素的規模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 當勞動力供給趨勢性下降，低端勞動力成本優勢不再，就要“更加注重科技進步和全面創新”，以勞動力生產率的上升消化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就要“更加注重加強教育和提升人力資本素質”釋放人口質量紅利。作為經濟新常態趨勢性變化之六，會議就市場競爭特點提出：“過去主要是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現在正逐步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這是出口導向和投資拉動型經濟向需求導向和創新驅動型經濟轉向的必然要求。作為經濟新常態趨勢性變化之七，會議就資源環境約束提出：“過去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空間相對較大，現在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這一新提法，意味著節能降耗、減排環保的力度將空前加大，會議提出要“更加注重建設生態文明”“大力加強生態環境保護”，也釋放出這樣的信號。
政策應對新常態。隨著經濟的需求面與供給面轉入新常態，政策也要做出相應的調整。作為經濟新常態趨勢性變化之八，在政策上，會議就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提出：“伴隨著經濟增速下調，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顯性化，風險總體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風險將持續。” 中央首提“隱性風險”“高杠杆”“泡沫化”，而且指出其顯性化、持續性趨勢。這表明，我們需要用相當長時間逐步化解在高增長階段所積累的各類風險。“高杠杆”指資本金少、貸款多而負債率高，我國由於直接融資不足，過度依賴銀行貸款。“泡沫化”針對的是房地產價格過高所帶來的投機性風險。有專家指出，治愈高杠杆和泡沫的治本之術在於改善國企盈利能力、約束地方政府無效投資，通過自身造血功能的提高來減輕存量債務依賴，治標之術則是依托資本市場和直接融資，化解存量債務利息負擔。作為經濟新常態趨勢性變化之九，在政策上，會議就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指出：“全面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果明顯遞減，既要全面化解產能過剩，也要通過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這表明，面對經濟潛在增速下移的壓力，中央將不再依托全面刺激托住產能，而是讓經濟在產能去化的過程中平穩下移，以發展創新驅動和資本佔用少的智能化、專業化的新興產業和服務業，促進經濟穩步增長。
會議認為，“科學認識當前形勢，准確研判未來走勢，必須歷史地、辯証地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准確把握經濟發展新常態。”會議通過對經濟九大趨勢性變化的闡釋，歷史地、辯証地分析了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指出：“這些趨勢性變化說明，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會議提出中高速增長、發展方式轉變、結構深度調整、發展動力轉向是新常態經濟的四個基本特征，對此，我們必須認識把握。
適應新常態
習近平總書記去年5月在河南考察時指出要“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7月29日在中南海黨外人士座談會上再次強調要“進一步增強信心，適應新常態，共同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主動適應新常態，要適應經濟增長的速度變化。所謂新常態，其最核心的特征是經濟增速轉向中高速，並長期趨緩，如會議提出的“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國際經驗表明，當一個國家工業佔GDP的比重達到峰值之后，經濟增長更多地依靠發展服務業來拉動，而服務業拉動經濟增長則相對緩慢。同時，依靠要素投入一般可以帶來經濟快速增長，而新常態經濟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的經濟增速會明顯放緩。同時，當前，中國經濟面臨一些下行壓力，在這個階段，主動調整速度，有利於高速增長時期產生、積聚的問題的解決，有利於緩解資源、能源、環境的約束壓力，有利於為調整優化結構、促進經濟轉型升級拓展更大空間。
主動適應新常態，要適應經濟增長的動力變化。一是創新的動力。會議提出，“必須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新引擎。”“以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形成發展的新動力。”我國在經歷了生產要素驅動、投資驅動發展階段后，創新驅動經濟發展時代已來臨。二是改革的發展動力。會議提出，“要加快行政審批、投資、價格、壟斷行業、特許經營、政府購買服務、資本市場、民營銀行准入、對外投資等領域改革，使改革舉措有效轉化成發展動力。”經濟發展的驅動力要由過去靠“人口紅利”、“土地紅利”轉向靠改革創新的“制度紅利”。如能夠釋放民間資本潛力的投融資體制改革、釋放就業需求潛力的稅制改革以及釋放自主創新潛力的科技體制改革，都將為經濟提質增效帶來新的動力。三是內需的拉動力。會議指出：“更加重視民生改善和社會建設，切實增強內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四是新的經濟增長點的發展動力。會議指出“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並指出“我國存在大量新的增長點，潛力巨大。”我們要從多樣化消費、創新型經濟中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尋找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主動適應新常態，要調速不減勢、量增質更優。會議提出要“堅持不懈推動經濟發展提質增效升級，努力做到調速不減勢、量增質更優。”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40萬億人民幣，增長10%，需要的增量4萬億，現在我們的經濟總量是60萬億，增長7%，需要的增量是4.2萬億，表面上看經濟發展速度從過去10%下降到7%，速度下調了，但是我們的增長勢頭並沒有因為速度下降而減弱，這就是“調速不減勢”。“量增質更優”要求我們要從過去過度重視經濟增長速度轉向著重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要如會議所要求的“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同步提升。
主動適應新常態，不僅要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還要推動經濟發展邁向中高端水平。新常態是經濟運行轉向中高速增長階段后的均衡狀態，它不僅包括生產總值增速的放緩，還應當包括結構調整的推進、民生的改善、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生態環境的保護等豐富內涵。新常態下總量和速度已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同時，按照會議的要求，“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到更加重要位置”：推動經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存的深度調整。
主動適應新常態，要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第一，按照會議提出的“要合理確定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目標，保持區間調控彈性”，不論確定的預期目標是多少，都是預期性指標，而不是約束性指標﹔第二，按照會議“穩中求進”總基調，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目標，需要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相銜接，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隻有這樣，就業和民生才有保障，企業運行才能正常維持，推進轉方式調結構和全面深化改革等中長期目標才能實現。第三，創新宏觀經濟調控方式。面對經濟增長下行的壓力，會議要求“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有力度”，意味著財政政策要在穩增長的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實施結構性減稅、保持適當的赤字規模，加大對基礎設施、社會保障等的投資支出，促進企業發展，改善民生﹔會議要求“貨幣政策要更加注重鬆緊適度”，意味著在營造有利於大眾創業、市場主體創新的環境以及防范金融風險和重大改革的推進方面，貨幣政策可以在穩健的基調下適度向鬆的方向微調。
（作者：中共北京市委前線雜志社高級編輯）
| 相關專題 |
| · 《前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