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以來，亞洲國家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安全合作卻進展緩慢，特別是長期缺乏區域安全架構。近年來，中國開始越來越強調為國際社會特別是亞洲鄰國提供安全公共產品，積極有為地承擔國際責任，倡導綜合安全、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的新安全理念，致力於推動區域安全架構設立。如何推動亞洲安全觀從理念走向行動，搭建地區安全與合作新架構，將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亞洲安全問題與亞洲安全觀
在不同歷史時期，亞洲安全問題的內容和表現形式是不同的。近代以來，隨著西方社會的興起及其全球殖民擴張，和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區國家一樣，亞洲安全問題主要是如何應對來自歐美列強的侵略和戰爭，反對殖民者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是亞洲安全的重要內容，形形色色的反侵略斗爭和爭取和平的種種努力是亞洲安全的重要形式。
20世紀60年代以后，在經過長期艱苦卓絕的民族獨立斗爭之后，亞洲國家紛紛實現了民族獨立，步入了和平發展的新時代。然而，一些歷史遺留問題、邊界爭端、海洋爭端、漁業爭端和外部勢力干涉引發的復雜安全問題成為亞洲安全問題的重要內容，尤其是隨著全球化帶來的經濟相互依賴程度的加深，越來越多的原本不屬於安全議題的問題被“安全化”為安全問題，比如東南亞金融危機引發的亞洲金融安全問題、“三股勢力”引發的非傳統安全問題、氣候變化引發的生態安全問題以及文化摩擦引發的文化安全問題等，所有這些安全問題匯聚在一起，構成了亞洲安全概念內涵的擴大，要求亞洲確立起新的安全觀，以適應新形勢的需要。
2014年5月2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第四次峰會上提出，“要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創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區安全和合作新架構，努力走出一條共建、共享、共贏的亞洲安全之路”。這一亞洲安全觀的核心是治理亞洲安全問題，構建長治久安的亞洲安全秩序。具體來說，這一亞洲安全觀包括四個層面：
一是亞洲安全是共同安全，是全球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亞洲地處歐亞大陸東段，是歐亞大陸和太平洋交錯的緩沖地帶，事關海陸力量博弈態勢，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亞洲安全涉及全球安全，同歐洲一樣，一旦亞洲安全失去平衡，必然會影響到整個全球戰略棋局，使得亞洲受到域外大國強烈的影響，備受各方關注，一旦亞洲有什麼風吹草動，都會引來各方的戰略關注甚至戰略介入。
二是亞洲安全是綜合安全，是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的復合體。從自然環境來看，亞洲地區是一個十分脆弱的地緣政治區域，背靠歐亞大陸腹地，山脈、戈壁、沙漠、草原等地形復雜，海峽、島嶼、半島、群島、港灣眾多，犬牙交錯，台風、海嘯、地震、洪水等變化莫測，亞洲一國有事，都會很快波及其他國家，任何一國都難以置身事外，比如朝鮮半島核問題、中日釣魚島爭端、中菲黃岩島爭端、印巴克什米爾爭端等，所有這些事情都會影響到更多的國家。即便像馬來西亞航空公司MH370失聯這樣的非傳統安全事件，都會對各國產生深刻的影響。
三是亞洲安全是合作安全，是各國共同努力的平台。從相互關系看，亞洲地區是亞洲各國互動的地理依托，走不出亞洲，就無法進入世界。誠如習近平主席所言，一個國家要謀求自身發展，必須也讓別人發展﹔要謀求自身安全，必須也讓別人安全﹔要謀求自己過得好，必須也讓別人過得好。對於亞洲任何一個國家安全，不僅強調維護本國的國家安全，更強調周邊地區其他國家的安全，需要圍繞某一安全問題共同努力，攜手解決安全威脅，消除安全隱患。
四是亞洲安全是可持續安全，是發展基礎上的安全。安全的基礎是發展，安全的目的也是為了更好的安全，隻有將安全與發展結合起來，安全才有強有力的保証。隨著區域一體化的推進，亞洲經濟體系越來越成為一個有機體，需要在基礎設施、管理制度、信息網絡、社會規范等方面進行緊密的互聯互通，為亞洲經濟共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保障，這既是亞洲發展的根本，也是亞洲安全的落腳點。
亞洲安全重在構建地緣網絡
當前，亞洲有很多安全機制，既有以美國主導的雙邊同盟機制，也有東盟主導的東盟地區論壇機制，還有中國推動的六方會談、上海合作組織等機制。然而，迄今為止，所有這些安全架構要麼存在代表性不足，要麼存在封閉性過高，要麼存在過於鬆散等問題，限制了地區安全公共產品的提供。特別是有關各方既無法回避日益深入的區域化進程，地區相互依存水平不斷提升，又拘泥於經營密不透風的地緣戰略空間，試圖構建排他性的聯盟體系和伙伴體系。
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從技術、生產、社會等重要領域突破了國際壟斷地緣政治的格局。在新時期，亞洲區域安全架構要把重點放到構建地緣網絡上，在牢牢把握地區共同利益基礎上，促進各個國家基礎設施的聯通和發展規劃的對接，把重心放在經營功能網絡、經濟網絡、社會網絡和制度網絡上，運用國際法和國際制度資源，構建中國周邊外交新高地。
一是功能網絡。在中國周邊地區最具有政策免疫力的網絡是各種功能性網絡。比如電話接入網絡、移動信號網絡、電視信號落地網絡以及互聯網絡的發展，都是技術進步帶來網絡化革新的重要標志。還有的網絡是源於經濟和社會交往擴大的必然結果，諸如亞洲跨國旅游的發展，就必然要求在旅游服務、酒店、通訊、貨幣兌換、警務管理、航空控制、海關等領域迅速商談網絡和據點建設的細節，保持經濟和社會交往的順利進行。近年來，中國同亞洲國家人員往來人數屢創新高。如此龐大規模的社會往來規模，沒有強有力的功能性網路支持是不可能的。面對此種密集的功能性網絡，所謂的軍事同盟、地區安全框架、軍事演習的效力是十分有限的。
二是經濟網絡。據中方統計，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額佔到中國外貿總額的60%以上，多年來從周邊國家和地區獲得的投資佔吸引外資總額的70%以上。如此規模龐大的經濟流量，不知維系著多少企業合作網絡、資金流動網絡、金融合作網絡、管理服務網絡、物流互通網絡、能源資源網絡、証券票據網絡等。所有這些經濟網絡都以互利雙贏的經濟邏輯每時每刻都在被編織進全球化經濟網絡中。不管國家存在多少糾紛，財經、商貿、投資和金融的相互依賴程度卻每時每刻都在創造著繁榮，產出惠及數十億民眾的生活幸福。
三是社會網絡。在亞洲國家，上千萬華僑僑居他國，有的還建成了在當地富有影響的華人社群。近年來，中國與亞洲國家人文交流活躍，規模不斷擴大，領域不斷拓寬，內容更加豐富。此外，孔子學院、中國文化中心、派遣留學生數量以及其他文化交流活動和頻繁的智庫二軌外交，都成為中國和周邊國家交流的重要載體。
四是制度網絡。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亞洲地區的制度網絡環環相扣，除了層層疊加數不勝數的雙邊制度網絡外，還逐漸構建起了一個區域多邊制度網絡。這個多邊合作圈起自中國與中亞國家共同倡導建立的上海合作組織﹔向下延伸，則是正在磋商與推動中的“中、印、俄三邊戰略伙伴關系”﹔再往東，在中國與東盟各國之間的“l+10”和“10+3”機制﹔再往北，是關於朝鮮問題的六方會談、中日韓首腦峰會，還有東亞峰會、亞太經合組織、博鰲亞洲論壇、南亞區域合作聯盟、東盟地區論壇等。除此之外，不少國家還在不停地出台著各種各樣的地區合作構想，比如日本的東亞共同體、澳大利亞的亞太共同體、美國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等。可見，亞洲不是沒有制度，而是很多制度“小問題不願解決、大問題無力解決、新問題無人解決”。如何提高多邊安全制度的有效性，將是今后亞洲安全架構的一個支柱。
中國的角色
作為天然的亞洲大國，中國經濟持續發展，中國應該主動承擔起積極有為的國際責任，為亞洲提供更多安全公共產品，為亞洲和平和繁榮做出更大的貢獻。尤其是中央周邊工作座談會以來，中國在亞洲安全問題上從片面強調外交服務發展向服務發展和依靠發展並重，在強調中國與周邊國家利益共同點和交匯點的同時，更強調講原則，講情誼，講道義，贏得更多可靠朋友和真誠伙伴，打造周邊命運共同體。在具體外交措施上，將突出推動建設互聯互通基礎上的高質量自由貿易區，發展形式多樣的戰略伙伴關系，不斷夯實亞洲安全的堅實基礎。
一是中國應直面安全挑戰，主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面對一些爭端和摩擦引發的安全問題，中國要堅持和平發展的方針，不管局勢如何發生變化，都應該牢牢把握維護地區和平穩定大局，特別是牢牢把握地區共同利益，不斷擴大彼此利益交匯點，不失時機地搭建和平發展的大舞台，構建維護和平發展的合作機制，打造周邊和平發展區。要提供中國方案，在一些熱點和難點問題上，敢於貢獻中國智慧，從維護區域穩定大局的高度，致力於通過對話與協商解決問題，反對任何一方在周邊地區的挑舋言行，不允許在中國的家門口生事，更不能為一己之私把一個地區乃至整個世界搞亂，推動建立地區和平對話機制、地區安全機制和危機管理機制，防止爭端沖突升級，局勢惡化失控。
二是打造周邊地緣經濟圈，鞏固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強勁的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勢頭，是中國推動區域安全架構的優勢資源。在今后較長一段時期內，中國亞洲外交將在加快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打造周邊地緣經濟圈，形成橫貫東中西、聯結南北方的對外經濟走廊。加快推進以亞洲地區為基礎的“自由貿易區”戰略和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基礎上的“一路一帶”計劃，加快建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選擇若干具備條件地方發展自由貿易園（港）區，統籌經濟、貿易、科技、金融等方面資源，深化與周邊國家在貿易、投資領域的合作空間，構建區域經濟一體化新格局，推進共同繁榮的亞洲經濟體系。
三是打造周邊共同安全圈，著力推進區域安全合作。應積極回應一些周邊國家對中國提供安全保証的要求，中國將在正確義利觀指導下，堅持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睦鄰友好，守望相助，統籌國內安全和國際安全，推進同周邊國家的安全合作，積極提供區域安全公共產品，打造周邊共同安全圈。中國將重視發揮勸談促合角色，在謀求朝鮮半島局勢緩和、推進領土爭端和解、加強中外軍事交流等問題上，積極謀求與周邊國家在傳統安全領域中的合作。中國將更加重視承擔積極有為的大國責任，大力開展反恐、維和、打擊海盜、島嶼安全、海上磋商、聯合搜救、增信釋疑以及信任創造等內容的軍事外交。周邊國家對中國最大的恐懼就是軍事實力的迅速上升，中國在開展周邊外交時，要高度重視並准確評估軍事外交的效果，既要立威，又要立德，既要增加信任，又要提升信譽，使之成為中國亞洲安全戰略的一把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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