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這是馬克思提出的貫通於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后來，列寧從方法論上強調，“隻有把社會關系歸結於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於生產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據把社會形態的發展看做自然歷史過程”。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對生產力理論的新闡釋，深化了對當代中國“生產力的水平”的理解，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和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可靠的根據”。
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重大責任的承諾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經濟發展首先遇到的就是生產力問題，特別是怎樣理解生產力在中國經濟增長和發展中的作用問題等。問題倒逼，鄧小平對此作出新的思考、新的回答。他指出：“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后來又提出，“過去，隻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 “講全”生產力問題，貫穿於鄧小平理論形成和發展的始終，貫穿於中國經濟改革實踐的全過程。在黨的十六大，江澤民把“必須高度重視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確立為中國共產黨“執政興國”的要義。在黨的十八大，胡錦濤把“必須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確立為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必須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
在黨的十八大結束之際，習近平代表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庄嚴宣示：“人世間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勞動來創造的。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努力解決群眾的生產生活困難，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之后不久，在對黨的十八大精神的闡釋中，習近平進一步強調：“我們黨領導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過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實現人民物質文化水平不斷提高、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基礎，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基本途徑。“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成為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承擔重大“責任”、履行庄重承諾的基本立場。
社會生產力理論的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意蘊
在新形勢下，要適應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新要求，實現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新任務，需要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高度，結合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實際，對生產力理論作出新的理解。2013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的以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為主題的集體學習會上，習近平提出：“馬克思主義哲學深刻揭示了客觀世界特別是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在當今時代依然有著強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導我們共產黨人前進的強大思想武器。”他在談到要學習和掌握好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兩個基本原理，即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法和物質生產是社會生活的基礎基本觀點時，對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問題作了深刻闡釋。
習近平從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的意義上提出：“隻有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同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結合起來觀察，把社會基本矛盾作為一個整體來觀察，才能全面把握整個社會的基本面貌和發展方向。” 習近平注重從社會經濟運動整體上把握社會生產力的內涵，把握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從而把握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在整個社會發展中的基礎動因和矛盾節點。中國深化改革的全面性，就是對當代中國社會基本面貌和發展方向整體理解和判斷的結果，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要融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整體之中，由此而獲得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新的動力和新的作用。
習近平從要准確把握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關系的意義上提到：“生產力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最活躍、最革命的要素。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他提到，“物質生產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解放生產力是為了發展生產力，要在解放生產力中全面持續協調地發展生產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仍然要“堅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個重大戰略判斷”。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改革，也是為了“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不斷向前發展，推動實現物的不斷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的統一”。習近平強調：“隻有緊緊圍繞發展這個第一要務來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為改革提供強大牽引，才能更好推動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適應。”
如何學習和把握好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法和物質生產是社會生活的基礎基本觀點，從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進而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這“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高度，提升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認識視野，是“新常態”經濟發展中基本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保護生產力”與總布局中的生態文明建設
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明確提出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2013年5月，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舉行的以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為主題的集體學習時提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要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牢固樹立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理念，更加自覺地推動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決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去換取一時的經濟增長。” “保護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成為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中謀劃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基礎和實踐指向。
在《資本論》第一卷談到生產力作用過程的決定因素時，馬克思強調：“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這五個方面的有機組合和合理配置，構成生產力過程和生產率優化的基本的也是決定的因素。由於生產力過程的一般狀況往往表現為“主體是人，客體是自然”，自然條件往往被當作人的勞動利用、征服和改造的對象，對自然條件的無償佔用甚至過度開發似乎成為生產力發展的必然選擇，其結果就如習近平多次引述的恩格斯的著名論斷所說的那樣：“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自然條件作為生產力過程的決定因素，不僅是生產力發展的條件，也是生產力得以保護的對象，隻有實現發展生產力和保護生產力的結合，才能達到生產力過程的五個因素的有機組合和合理配置，才能實現作為主體的人與作為客體的自然之間的和諧發展。
馬克思當時提到“自然條件”，最基本的是土地，因為“土地（在經濟學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現成的生活資料供給人類”﹔最主要的也是土地，因為“經濟學上所說的土地是指未經人的協助而自然存在的一切勞動對象”。在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闡釋中，習近平不僅注重土地問題，在“保護生產力”意義上提出了“國土是生態文明建設的空間載體”的觀點，而且還依據生態文明建設的新情況，高度關注資源和生態環境等自然條件，提出了“節約資源是保護生態環境的根本之策”、“實施重大生態修復工程，增強生態產品生產能力”等新理解，拓展了“自然條件”作為生產力過程因素的新內涵。
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初，“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判斷的提出，是對馬克思關於生產力過程中“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因素理解的延伸﹔那麼，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進程中，對生態文明建設既是發展生產力也是“保護生產力”的判斷，就是對馬克思關於生產力過程中“自然條件”作用觀點的拓展。
解放和激發科技第一生產力的巨大潛能
1978年3月，鄧小平在對生產力問題闡釋中指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馬克思主義歷來的觀點”，“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科學與生產的關系越來越密切了。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越來越顯示出巨大的作用。”習近平對鄧小平關於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理論作了新的發展，他以“解放和激發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所蘊藏的巨大潛能”為主題，對科學技術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理論的當代意義作出新探索。
2014年6月3日，習近平在國際工程科技大會上發表了“讓工程科技造福人類、創造未來”的主旨演講。在演講中，他從工程科技在人類社會發展中作用的闡釋入手，提出“工程科技與人類生存息息相關”，強調“人類生存與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密切相關，而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重要源頭就是工程科技”。習近平指出，20世紀下半葉的信息技術引發的產業革命，使社會生產和消費從工業化向自動化、智能化轉變，社會生產力再次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再次大飛躍。“工程科技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會催發社會生產力的深刻變革，都會推動人類文明邁向新的更高的台階。” 工程科技實現了科學發現同產業發展的直接結合，使工程科技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驅動力，真正成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源頭，也真正成為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重要推動力。工程科技作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源頭，還表現為向經濟文化社會各領域的輻射和擴展，即如習近平所指出的：“當今世界，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的作用愈益凸顯，工程科技進步和創新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作用更加突出，不僅成為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和勞動生產率提升的決定性因素，而且成為推動教育、文化、體育、衛生、藝術等事業發展的重要力量。”
在國際工程科技大會的主旨演講中，習近平還聯系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對科學技術第一生產力的作用與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關系作了深刻闡釋。他提出：“發展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要發展就必須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第一生產力的作用。我們把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作為國家重大戰略，著力推動工程科技創新，實現從以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發展為主轉向以創新驅動發展為主。”幾天后，2014年6月9日，在“兩院”院士大會上，習近平對這一觀點作了新的展開論述。他提到：“黨的十八大作出了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大部署，強調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實現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最緊迫的是要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最大限度解放和激發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所蘊藏的巨大潛能。”顯然，最大限度解放和激發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所蘊藏的巨大潛能，是驅動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最有力的引擎，也是破除體制機制障礙的最強大的推動力。
“最大限度解放和激發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所蘊藏的巨大潛能”的新概括，同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理論融為一體，把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推向新境界，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
社會生產力的“總體”躍升與“新常態”經濟的提出
十八屆三中全會后，習近平對三中全會提出的進一步解放思想、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進一步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這“三個進一步解放”作了闡釋，強調要從“三個進一步解放”的總體上，理解“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內涵。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的總開關﹔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結果，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基礎。他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根本最緊迫的任務還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思想，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是為了更好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從“三個進一步解放”的總體上對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理解，成為習近平提出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躍升重要觀點的思想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根據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新情況，從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總體關系上，對中國經濟的趨勢性變化和階段性特征作出新的分析，對中國經濟轉型格局和發展方向作出新的闡釋。“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習近平幾次引用毛澤東的這一著名詩句，對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面臨的問題和矛盾作了總體分析。他清醒地看到，在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征程中，既有過去“積存多年的頑瘴痼疾”，也有現在和未來面對的“硬骨頭”和“險灘”，經濟改革和發展實在需要一種既堅守已有成就和經驗的經濟“常態”，又能不斷開拓進取的“新”態勢。
2014年7月8日，習近平在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時強調：“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自覺認識和更好遵循經濟發展規律，不斷提高推進改革開放、領導經濟社會發展、提高經濟社會發展質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顯然，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最關鍵的就在於從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實際出發，牢牢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准確判斷經濟社會發展的趨勢性變化和階段性特征，始終堅守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這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
之后不久，7月29日，習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時提到：“正確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進一步增強信心，適應新常態，共同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適應“新常態”，要求我們能審時度勢，“全面把握和准確判斷國內國際經濟形勢變化，堅持底線思維，做好應對各種新挑戰的准備。”適應“新常態”更要求我們“要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針對突出問題，主動作為，勇闖難關，努力提高創新驅動發展能力、提高產業競爭力、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實現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躍升。”
在“應對各種新挑戰”中，實現“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躍升”，是對“新常態”經濟出發點和歸宿點的新的表達，是對中國經濟新態勢辯証認識和全面謀劃的新的概括，也是習近平系列重要講話中對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理論和實踐問題的新的闡釋。
（作者：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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