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問題至關重要，事關全局，必須以科學理論為指導，謹慎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正確發展道路。關於中國道路，從廣義說，既包括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革命道路，也包括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並在此基礎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道路，還包括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從狹義說，就是特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歷史發展不同階段形成的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道路，相互聯系、一脈相承，共同構成中國道路的基本內容。從社會主義還要長期發展和不斷完善的角度說，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它必將隨著實踐發展而不斷完善，表現出強大生命力，並最終完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想。
中國道路的歷史方位是使中國在紛繁復雜的國際競爭和生存角逐中贏得了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在世界歷史發展的潮流與趨勢中完成由傳統向現代轉變，具有鮮明的特點
第一，中國道路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與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規律的有機統一。現實的中國道路是歷史的中國道路的延伸與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源自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是中國近現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和基本結論，體現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歷史規律和中國近現代特殊歷史規律的統一。近代以來，無數仁人志士為救亡圖存而進行了各種方式的革新、改良、革命，向西方學習，但最終都歸於失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根據舊中國的社會性質和所處歷史方位的實際國情、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工人階級成長壯大、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特點以及十月革命后世界歷史的發展潮流和時代特征，明確提出中國革命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步走”的戰略藍圖。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克服了黨內存在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創造性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經過工業、農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為當代中國社會的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這就必然要以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政治前提，以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物質基礎，以擁有集體智慧和聰明才智的廣大人民群眾為建設主體，在生產力落后、經濟發展不平衡、歷史文化源遠流長、人口多、底子薄、民族多、耕地少等歷史土壤中逐漸成長出中國社會主義的“特質”。
第二，中國道路體現了鮮明的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物質生產活動及其生產方式是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人類其他一切活動的首要前提。馬克思曾指出：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隻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因此，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實現人的解放是科學社會主義的重要原則，同時也是社會主義的最高價值追求。實現這樣的目標和要求，必須首先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創造出更加豐富的社會物質財富。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前提和基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逐步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制度區別於其他社會制度的顯著標志。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我們黨和國家生存發展的政治基石。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是我們黨和國家發展進步的活力源泉，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鄧小平指出，我們必須始終不渝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如果動搖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這“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貫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全面堅持，不可偏廢。離開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切發展和進步就會失去物質基礎﹔離開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經濟建設就迷失方向和喪失動力。“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發展格局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發展思想的豐富。
第三，中國道路關於總體布局的理論具備清晰的實踐特色，體現了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美好願景。把握五位一體的改革開放總布局，就是要在經濟不斷發展的基礎上，協調推進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就是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推動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相適應，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全面發展，正在突破過去把發展簡單理解為經濟增長，而忽視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理論誤區，糾正了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揚棄和超越了傳統的發展理念。其辯証性、合理性主要表現在一方面強調了社會發展是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另一方面強調社會發展是“人”的發展。六十多年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証明：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並不是單純地追求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和脫離物質生產的政治運動，而是在經濟發展基礎上促進社會全面進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經濟體制改革不僅要有利於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且要有利於全面體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要求，實現社會和諧和全面進步。
第四，中國道路帶有鮮明的理論特色，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從理論發展的視角看，中國道路說到底是對什麼是社會主義以及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探討和實踐總結。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系統總結了社會主義在新中國的發展。1992年以來，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極大地提升了中國道路的理論內涵和思想深度。在深入總結黨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分別作出的階段性經驗的基礎上，黨的十七大從改革開放30多年以及整個新中國歷史進程著眼，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積累的基本經驗概括為“十個結合”，基本上形成了中國道路的制度優勢：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起來﹔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結合起來﹔把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同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結合起來﹔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把推動經濟基礎變革同推動上層建筑改革結合起來﹔把發展社會生產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結合起來﹔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把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把促進改革發展同保持社會穩定結合起來，把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同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結合起來。這十個“結合”實際上闡發的是中國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進程中形成的超越於具體發展成就的更為本質的制度性成果，那就是中國制度文明的特色和發展模式的優勢。這標志著我們對中國道路的認識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第五，中國道路重要特點還在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了新中國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具有對待自身歷史的理性態度和科學方法。前30年為后30年的發展創造了前提、奠定了基礎，不能離開前30年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創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了中國近代以來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積累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寶貴經驗，取得了重要理論成果。正如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的，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
中國道路的成功之處在於初步形成了中華文化的優秀思想資源、朴素的唯物主義因素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相契合的理論形態並獲得了廣泛認同，上升為民族精神，表現出非比尋常的制度優勢
中國道路的制度優勢在於：從經濟制度來看，我們不僅逐步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適應了我國現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充分調動了各方面積極性，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而且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把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起來，既注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注重加強國家的宏觀調控。比如，在抵御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和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方面，中央政府果斷調整宏觀調控政策，不僅穩定了國內金融和市場的穩定，而且在國際上也發揮了穩定器的作用，贏得了國際社會的積極評價。
從政治制度來看，我們堅持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統一起來，建立並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一整套政治制度。它既吸收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精華和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克服了其中的弊病和不足﹔既充分尊重和保障個人民主權利，又能形成共同意志、集中力量辦大事﹔既充滿活力又富有效率，適應了我國人口和民族眾多，經濟、社會、文化不發達，區域發展不平衡，傳統文化影響深厚等現實狀況。這些優勢在抗洪搶險、抗震救災、舉辦奧運會等重大事件中更是顯示出巨大威力。
因此，從最本質的意義上看，中國道路的制度優勢並不是簡單的“一黨執政+市場經濟”，而是“改革開放+四項基本原則”。現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在搞市場經濟，為什麼唯獨中國發展得最快？除了上述制度因素之外，還應該強調的是，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獨一無二的黨建理念和雷厲風行的治黨措施和行動。這樣就能夠在中國共產黨面對長期的、復雜的、嚴峻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和外部環境考驗，大力加強理想信念教育，組織建設、制度建設和反腐倡廉建設，這樣才能確保黨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上始終成為堅強的領導核心。
中國道路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既應體現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奮斗不止的民族品格，也應該具有“美美與共”“和而不同”的世界胸懷，著力於解決人類發展道路上面臨的重大問題，為人類文明的健康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世界歷史進程是紛繁復雜的文明交流與融匯中發展、進步的。中國史學源遠流長的通史家風和經世致用的研究特色在一定意義上昭示了中國史學對中國歷史進程關注與探究。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更是將中華民族發展道路的探討作為義不容辭的時代責任和歷史使命。中國當代史學中著名的“五朵金花”，討論的實質就是中國歷史的發展道路問題，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從郭沫若、翦伯贊、范文瀾、呂振羽、侯外廬到白壽彝、蔡美彪在不同歷史時期所孜孜以求的通史編撰，呈現出對中國道路的歷史理解。江澤民指出：“世界各國的歷史傳統、經濟文化水平和社會制度不同，其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也必然不同。世界是豐富多彩的，沒有也不可能有一種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模式。”中國道路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不僅改變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而且豐富了世界歷史的發展途徑。
對中國道路及時作出富有當代特色和時代精神風貌的詮釋和解讀，是中國當代史學工作者大有作為的時代性課題。這是中國史學中關注和研究當代問題的優良傳統使然，也是更加理性地看清楚中國社會未來的發展道路需求使然。諸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經濟體制﹔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先富帶動后富的共同富裕﹔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相統一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一元化和社會主義思潮多樣化相統一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和諧社會建設，等等富有創新色彩的理念和價值追求，均充分體現了中國人民的智慧，深具中國歷史底蘊和文化特色。這就要求不僅要在全球化的視野下研究中國發展道路並構建起具備較強理論影響力和學術闡釋力的分析框架和理論解釋范式，而且還要將中華民族的歷史，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介紹給世界，在全世界范圍內傳播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的歷史表達和現實形態。
對於各國發展道路的正確態度，我們應該用一種理智的、冷靜的，不是輕率的、情緒化的心態來“欣賞”它，做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對待中國歷史發展道路亦然。要知道，不論哪種文明，都不是完美無缺的，都有精華和糟粕。所以，我們不僅對涌進來的異質文化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選擇”。既不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又不閉關排外，甚至極端仇視西方。我們倡導對中國道路作出富有當代特色闡述，更應該注意到世界范圍內當代文化交流與發展的大的潮流與趨勢。
中華各民族久經磨合、交往融匯，形成統一而又豐富多彩的中華民族家庭。波瀾壯闊的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呈現出自身獨特的風格與特點。但中國歷史的發展道路並沒有脫離馬克思主義所闡述的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中國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具體進程和豐富經驗，都雄辯地証明，歷史和人民選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中國道路不僅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實踐和60多年的持續探索中得來的，而且還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總結和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形成的，蘊含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著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是中華民族具有旺盛生命力和自強不息理想追求的具體體現。中國道路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偉大實踐，是科學社會主義在當代中國的社會形態，是世界多樣化民族發展道路中的一條獨具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今天的中華民族所面臨的巨大而艱難的問題是如何將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與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傳統文明有機融合，構建起物質與精神並重、道德與器物雙舉、內化與外拓平衡、和諧文明互現的新理論體系。這既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又是世界歷史發展的必然。從世界歷史發展的潮流看，人類前進的步伐已經邁上全球化、信息化的道路，已經到了一個必須盡快解決全球化和人類不同文明如何相得益彰、共同繁榮的緊要關頭。中國道路的偉大實踐和理論構建則可看作是中國人民解決這一人類社會無法繞過的共同問題的具體探索。
（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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