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宋代理學家朱熹將“誠”解釋為“真實無妄之謂”，就是說做人要說真話、做實事，內誠於心而外信於人。怎樣做到誠信？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上強調，切實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改革的能力和水平。當前，依法治“信”，用法律信用制度建設推進和保障誠信建設，是我們面臨的重大課題。
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依法治“信”更重要了
我國在計劃經濟體制較為封閉的環境下，也有誠信問題，但還不是一個普遍突出的社會問題。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是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體制，經濟社會處於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體制之中，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運行。人們的社會關系大量的、主要的是單一的行政隸屬關系，社會成員主要作為單位人而存在，交往聯系大多發生於熟人之間、同級和上下級之間。行政管理是硬性管理，一旦出現背信棄義、弄虛作假的事情，聲譽則毀於一旦，處罰力度也很大，付出的代價和成本是高昂的。這種強制性的行政他律，對不守信重諾的失信失德行為起到了極大的約束和抑制作用，可以說從客觀上減少了不誠信問題的發生。存在於人們之間僅有的一些交往和聯系，在當時的政治文化氛圍下，也大都是政治性的，經濟利益的交往聯系微乎其微，即使有也多置於單一的公有制之中，不大算經濟賬，不大講得失利弊、虧盈賺賠，經濟利益沖突少，義利之間的矛盾不尖銳。因此，見利忘義、利欲熏心、唯利是圖、敲詐勒索的不誠信行為也不容易發生。顯而易見，對於誠信建設來說，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一是發生問題的機會和土壤少，二是有著強有力的行政管理作為強制性的外在他律。在這樣的歷史背景、社會條件和作用機制下，我們不能說不會發生失信問題，但可以說，失信問題很難成為普遍突出的社會問題。
而到了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時期，誠信建設已經置於一個全新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環境之中。一是發生問題的機會和土壤多了。市場經濟中人們的經濟活動、社會活動日益增多，人們的交往聯系頻繁、廣泛、緊密，橫向聯系、社會上的聯系、陌生人之間的聯系、經濟聯系越來越多，圍繞誠信問題而發生的事情也會越來越多。市場經濟突出物質利益的作用，趨利的心理和行為成為常見的社會現象，義利之間的沖突和矛盾也會多起來、尖銳起來，經常擺在人們面前。每一個人都會遇到、都要抉擇。二是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高度集中的單一行政管理體制被突破，但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新的經濟和社會管理體制還沒有健全和完善，因而體制上的空隙、管理上的疏漏在所難免，行政管理的力度和強度遠不如以前。特別是隨著經濟成分、就業方式、組織形式、生活方式的多樣化，人們發展的空間越來越大，出路越來越多，行政的約束力也大為減弱。由此，面對失信失德、弄虛作假的欺詐行為，一方面行政管控常常處於管束乏力、甚至三令五申而屢禁不止的尷尬境地，另一方面有效、有力的法律、經濟等管束方式還沒有完全形成，這就使得以往不容易冒頭的不誠信行為變得容易冒頭，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
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條件下，面對市場經濟刺激、誘發出來的財富欲望、物質欲望，光靠誠實守信的道德原則來規范、來教化顯然是不夠的，必須要有更加硬性、剛性的規范措施來矯正。
我們缺失的是支撐誠信原則的作用機制和保障條件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到，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誠信缺失問題，根本原因是社會實踐發展了，社會變得錯綜復雜了，時代和環境不同了，誠信建設在市場經濟體制和改革開放環境下面臨新的挑戰是十分自然的事情。這種新挑戰，並不說明誠信原則本身出了問題，也不說明誠信原則變得陳腐落后了，而是說明誠信原則植根的社會環境發生了變化，可培育和踐行誠信原則的作用機制、支撐保障條件卻沒有相應調整和改進，從而造成誠信原則難以發揮作用。
所以，誠信缺失甚至危機，其實質是舊有的誠信原則作用機制與發展變化的社會實踐尖銳沖突的結果。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雖然取得一定進展，但與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發展階段不匹配、不協調、不適應的矛盾仍然突出。存在的主要問題包括：覆蓋全社會的征信系統尚未形成，社會成員信用記錄嚴重缺失，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機制尚不健全，守信激勵不足，失信成本偏低﹔社會誠信意識和信用水平偏低，履約踐諾、誠實守信的社會氛圍尚未形成，重特大生產安全事故、食品藥品安全事件時有發生，商業欺詐、制假售假、偷逃騙稅、虛報冒領、學術不端等現象屢禁不止，政務誠信度、司法公信度離人民群眾的期待還有一定差距等。
誠信的缺失使人們從反面看到了誠信在市場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至關重要作用，從而呼喚和重建與市場經濟和社會發展相適應的誠信原則作用機制，為培育和踐行誠信原則提供行之有效的支撐保障條件。
道德原則從來都不是孤立獨行的，需要有力的支撐和保障條件。一旦離開了剛性的強制性的他律，離開了必要支撐和保障條件，道德自律的約束力就會大大減弱，道德規范的作用也就會變得軟弱乏力。道德更多的是自律，法治是他律。道德是內心的良知信念之“法”，法律是外在的剛性約束之法，法律本身就具有道德內涵和道德意義。沒有法治作為誠信道德規范的重要支撐，誠信缺失的問題是解決不好的。
用法律信用制度建設推進和保障誠信建設
國無信不興，人無信不立。誠信是人類的普遍道德要求，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礎，是維系社會正常秩序的基本准則。當前，如何為踐行誠信原則提供有力的法治支撐和保障？這主要是要增強全社會的信用意識，加強全社會的信用制度建設。也就是說，要用信用制度建設支撐誠信、建設誠信、保障誠信。
信用制度是指關於信用及信用關系的制度安排，是對信用行為及關系的規范和保証，即約束人們信用活動和關系的行為規則。既包括正式的，又包括非正式的。前者如有關信用的法律(如契約法)、信用管理制度等，后者如信用觀念、信用習慣等。其中信用管理制度是國家為確保信用活動的正常進行而制定的有關法律法規，如信用征集、信用調查、信用評估、信用保証等信用活動中的工具採納、機構設置、法律責任、監督管理等。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健全社會征信體系，褒揚誠信，懲戒失信”。以法律為保障的誠信建設，最重要的是信用的法律和信用監督、失信懲戒制度等信用管理制度建設。信用的法律、信用管理制度建設，直接涉及的就是人際關系的誠實守信問題。誠信原則不是自然形成的，必須靠培養、靠養成。而信用的法律、信用管理制度建設，則是培養、養成人們誠實守信行為的催生劑和助推力。信用的法律和信用管理制度是硬約束，著眼於他律，著眼於懲惡揚善﹔誠信道德規范是軟約束，更多著眼於自律，著眼於勸善抑惡。對於市場經濟刺激和引發的物質欲望和金錢欲望來說，對於發生的利益沖突和糾紛來說，誠信道德規范的引導和調節固然重要，法律信用規范的引導和調節也會越來越突出、越來越重要。在法律信用制度的強制規范下，誠實守信的道德自律約束力也會越來越強，社會的外在他律會逐漸變成內在的道德自律，從而使誠信原則植根於人們心中，植根於市場經濟和社會生活之中。法律的信用規范具有關鍵性、基礎性、根本性的作用，包括道德在內的任何規范都要依靠並在法律規范基礎之上發揮效用。因此，用法律信用制度建設來推動和保障誠信建設，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搞好誠信建設的可行之路。
黨的十八大提出“加強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建設”。我們要用法律信用制度建設來推動和保障這些領域的誠信建設。習近平總書記在遼寧考察時指出，領導干部要自覺講誠信、懂規矩、守紀律。講誠信排在首位，可見其重要性。有的領導干部說假話、匯假報、編假數字、造假政績﹔有的到處許願而不兌現，群眾找上門來一躲二推三訓斥。領導干部的誠信直接關系到政務誠信，而政務誠信直接關系到黨和政府的形象。加強政務誠信體系法律建設，就是要求領導干部、政府說話辦事都要“言必信，行必果”。對領導干部、政府失信給經濟社會造成損失的，要依法依紀逐級追責。加強商務誠信法律建設，就是要有法律規范制約企業重合同、守信用，守法經營、依法納稅，履行社會責任、承擔社會義務。加強公民誠信法律建設，就要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不講誠信的行為，既要發揮道德教化作用，更要發揮法律的約束作用，對失信行為進行懲戒，讓失信者付出代價，使人們不想失信、不敢失信、不能失信。 司法公信體現的是人民群眾對司法制度、司法機關、司法權力運行過程及結果的信任程度。隨著社會轉型期的各類矛盾糾紛不斷凸顯,司法公信力不高的問題日益突出。加強司法公信法律建設，就是要使憲法法律至上，嚴格依法辦案，堅持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原則，堅持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並重，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嚴把案件事實關、証據關、程序關和適用法律關，努力使每一起案件都經得起法律的檢驗。
（作者：《求是》雜志原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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