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飆為我從天落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陽（今湖北襄樊）。杜甫是我國歷史上杰出的現實主義詩人，與略長於他的李白並稱為“李杜”。毛澤東有著濃厚的浪漫主義欣賞偏好，相比於李白詩歌，他對杜甫的詩“不甚喜愛”，但又給予了很多客觀公允的評價，不僅精研細讀、反復引用，而且在自己的詩詞創作中不斷借鑒杜甫的創作精神和風格特征，將現實主義手法推向了一個新的藝術高峰。

讀杜詩：不甚喜愛仍精研

關於毛澤東對杜甫詩歌的態度，很多著作幾乎都提到了毛澤東的幾次談話。其一，1942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約見何其芳、嚴文井等作家時，嚴文井問：“聽說主席喜歡中國古典詩歌。您喜歡李白，還是杜甫？”毛澤東答：“我喜歡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氣。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場，杜甫是哭哭啼啼的現實主義。”其二，1957年1月，毛澤東在和詩人臧克家、袁水拍的一次談話中，談到杜甫時說：“杜甫的詩有好的，大多數並不怎麼樣。”毫不掩飾地表示他對杜甫的詩“不甚喜愛”。其三，1958年1月16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學點文學，光搞現實主義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願看。”

毛澤東在上述講話中，都對杜甫的詩表示“不甚喜愛”“不願看”，甚至認為杜甫的詩“大多數並不怎麼樣”。事實上，毛澤東對杜甫及其詩歌是十分尊重的。他從青少年時代起，一生閱讀了大量杜甫詩作。曾經為毛澤東管理圖書的張貽玖在《毛澤東和詩》一書中統計，毛澤東圈劃過約600首唐詩，除“三李”外，圈劃過10首以上的有陶潛、杜甫、辛棄疾等24位詩人。畢桂發主編的《毛澤東批閱古典詩詞曲賦全編》（上冊），收錄了毛澤東圈點過的杜甫作品達74首。有些作品，毛澤東曾反復圈劃過三四遍。毛澤東雖然在某些特定語境下說對杜詩“不甚喜愛”，但他仍然大量閱讀和賞析。1958年3月，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從杜甫草堂借閱各種版本的杜詩12部，共108本。他把這些杜詩的真本、善本歸還杜甫草堂時，裡面多了一些圈點痕跡。他還倡導選編了“唐宋人寫的有關四川的一些詩和詞”“明朝人寫的有關四川的一些詩”，其中杜甫的詩有25首，用《詩詞若干首》題名正式出版發行。

杜甫草堂前有一副清代顧復初撰寫的名聯：“異代不同時，問如此江山，龍蜷虎臥幾詩客？先生亦流寓，有長留天地，月白風清一草堂。”對聯詞清句麗，格高調永，以答問形式稱頌杜甫的偉大成就。上聯中“異代不同時”，見杜甫《詠懷古跡五首》（其二）“蕭條異代不同時”，下聯中“有長留天地”，見杜甫《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詩卷長留天地間”。毛澤東在參觀草堂時，對此聯贊賞說：“好，集杜句。”毛澤東能一眼看出其中所集杜句，可見他對杜詩是多麼熟悉。

毛澤東還手書不少杜詩。選入《毛澤東手書古詩詞選》的有《登高》《江南逢李龜年》《登岳陽樓》《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以及《秋興八首》（之一）（之二）等。1964年，毛澤東從南方視察回京，專列暫停岳陽。毛澤東與省委書記張平化談工作時，問及岳陽樓情況，忽生靈感，提筆書寫《登岳陽樓》，詩后有“杜甫登岳陽樓詩一首”等字。據毛澤東手書制作的雕屏現挂在岳陽樓的三樓。

1965年6月20日，毛澤東在上海接見著名文學史家劉大杰。毛澤東問他是什麼地方人，劉用不太重的湖南口音說：“巴陵人。”毛澤東聽了，立刻朗聲吟誦：“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背誦完杜甫的《登岳陽樓》，便就此開始與劉大杰談論古典文學。

杜甫的許多名篇佳句，甚至一些並不著名的篇章，他常常能夠脫口吟誦。毛澤東晚年患有嚴重的眼疾，常讓護士孟錦雲給他念詩。有一次，小孟讀杜甫《進艇》這首詩：“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坐北窗。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當小孟讀到第五句時，不認識“蛺”字，卡住了。毛澤東馬上接下來，把后面四句一下子就背了出來：“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茗飲蔗漿攜所有，瓷罌無謝玉為缸。”這是杜甫一首不大出名的寫景小詩，毛澤東到遲暮之年仍能倒背如流，可見他對杜詩之精研熟讀所下的功夫之深。

評杜詩：看似矛盾卻公允

1942年4月毛澤東與何其芳、嚴文井等人談到關於李白和杜甫的看法，是迄今所見毛澤東對杜甫最早的評論。毛澤東認為“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場”，這是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深入研究分析了杜甫所處時代的階級關系，杜甫的政治、經濟地位及人生追求后，提出的關於杜甫的嶄新論點，對於深入理解杜詩的進步性、人民性和階級局限性具有指導意義。

1949年12月，在出訪蘇聯的火車上，毛澤東和蘇聯漢學家尼·費德林談論中國文學問題時，他懷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熱情洋溢地對杜甫作了一番評論：“他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人民詩人。他的作品是中國后代人藝術欣賞的不朽文獻。杜甫的詩，代表了中國人民天才的獨特風格，也是給全人類留下的優秀文學遺產。”這是毛澤東評價杜甫最完整、最全面的一次，而且使用了最高級的形容詞匯，充分肯定了杜甫及其詩歌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以及對於中國人民和全人類的價值。這種高度評價是客觀的，也是科學的。

1958年3月7日，毛澤東參觀杜甫草堂，在杜詩版本展覽室，他望著明、清及近世的各種杜詩版本說：“是政治詩。”這是對杜詩的一種獨特評價。杜甫出身於中小官僚家庭，早期就懷抱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政治理想。杜甫的多數作品產生於安史之亂以后，廣泛而深刻地反映盛唐轉衰時期的社會生活，具有無比廣闊和深刻的人民性。“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宿江邊閣》），這是貫穿在杜詩中的基調。連年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盡浩劫，在杜詩中有充分反映，例如《兵車行》《前出塞》《后出塞》《悲陳陶》《悲青坂》《歲晏行》以及“三吏”“三別”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種千古名句，蘊含著他對勞動人民的極大同情和對統治階級的極端憎恨。正因為如此，杜詩具有不可忽視的政治意義，稱其為“政治詩”是十分恰當的。

劉勰《文心雕龍·知音》雲：“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意謂人的愛好多有所偏，不能全面看待問題。毛澤東也不例外，他對待杜甫及其作品存在明顯的個人傾向。他說杜甫詩歌“大多數並不怎麼樣”“不甚喜愛”，是從個人的藝術感受說的，表露了他的文學欣賞個性。這是相對於李白浪漫主義詩歌而言的，也就是他對杜詩的現實主義風格不太喜歡。至於他說“學點文學，光搞現實主義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願看”之類的話，不能忽視當時“大躍進”的特定背景，毛澤東一再批評黨內對“左”傾冒進主義的抵制。杜甫、白居易的詩都比較現實，與充滿激情想象、高歌猛進的潮流並不十分吻合。毛澤東是詩人，但他首先是一位政治家，他看待詩人及其作品時，往往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這不是對杜詩的價值評價問題，而是個人的藝術趣味和風格流派的偏好問題，不能由此就簡單地推定毛澤東貶低杜詩，更不能武斷地認定毛澤東“揚李抑杜”。

對於杜甫的一些具體作品，毛澤東也發表過一些見解獨到的評點。《北征》是一首長達700字的敘事名篇，記敘了杜甫由鳳翔至鄜州探親的見聞和感受。毛澤東很推崇這首詩，不止一次向人推薦。1965年6月，他和王海容談話時說：“杜甫的《北征》你讀過沒有？這首詩讀熟就行了，不一定要背下來。”同年7月21日，毛澤東在寫給陳毅談論詩詞的信中寫道：“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所以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賦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謂‘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興。”毛澤東認為《北征》的賦、比、興手法值得學習。《贈衛八處士》是杜甫的一首友情詩作，隨其所感所觸順手寫出，古朴自然，多用俗語，平易親切。毛澤東晚年曾多次要身邊工作人員讀給他聽，聽后自己還要再吟誦一遍。有一次，護士孟錦雲讀完之后，毛澤東說：“全詩以口語寫心中之事，毫無雕琢之工。”毛澤東評價精當，也表露了對此詩的喜愛。

用杜詩：妙語拈來著眼高

杜甫的許多名篇警句，千百年來廣泛流傳，常常被人引用。毛澤東對杜甫詩作精研熟讀，了然於心，也樂於隨時隨處引用，借以抒發情懷，析事明理，既循原意，又出新意。早在長沙求學期間，毛澤東游覽南岳衡山，登上祝融峰，揮毫運思，在《講堂錄》中寫道：“登祝融之峰，一覽眾山小，泛黃渤之海，啟瞬江湖失。”此處引用杜甫《望岳》詩中的名句入文，展現登祝融峰所見美景，抒發登高遠望的浩然之氣，使文章更顯文採飛揚。

1923年冬，毛澤東的親密戰友、中共湖南支部委員陳子博組織工人罷工。他決心鏟除軍閥趙恆惕，便孤膽一身，彈炸趙恆惕，可惜沒有擊中。趙恆惕命令全城搜捕，他因躲入糞池而中毒，不幸於1924年1月24日病逝，年僅32歲。毛澤東十分悲痛，以杜甫《蜀相》詩句為挽聯悼念他：“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1939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延安慶祝斯大林六十誕辰的會上說：“今天開大會，慶祝斯大林同志的六十大壽。‘人生七十古來稀’，世間六十歲也是難得的。”他引用杜甫《曲江二首（其二）》中感慨生命有限的名句，表達對斯大林的良好祝願。

在抗戰期間，國民黨進步人士張沖（字淮南）堅決贊成國共合作，共御外侮。1941年8月11日，他為抗日奔走積勞成疾而不幸病逝，年僅37歲。毛澤東、董必武、鄧穎超等七人聯名挽聯：“大計賴支持，內聯共，外聯蘇，奔走不辭勞，七載辛勤如一日﹔斯人獨憔悴，始病熱，繼病瘧，深沉竟莫起，數聲哭泣已千秋。”此處用杜甫《夢李白二首》“斯人獨憔悴”句，將張沖為民族命運而操勞致病的情態作了逼真描繪，感人肺腑。

1956年4月5日，在中共中央討論即將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時，毛澤東給大家念了杜甫《戲為六絕句》中的第二首詩：“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用以批判當時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全盤否定。毛澤東准確地挖掘出了杜甫這首詩的深刻哲理內涵，將杜甫對古代文學問題的評點移用到對當代國際政治問題的評論，為現實斗爭服務，十分精准地表達了對斯大林一生不能任意針砭的總體看法，的確是別出心裁，恰到好處。毛澤東還曾在《讀〈初唐四杰集·王勃楚州郝司戶宅餞崔使君序〉批語》中引用了這幾句詩，認為杜甫“是說得對的”，高度評價王勃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毛澤東把杜甫詩當作有力証據，從而使批語顯得充實而有力，且富於雄辯。

1958年3月成都會議開始前，毛澤東參觀杜甫草堂，他吟誦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誦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時，風趣地說：“看來高級知識分子的住宿困難問題，是古已有之的。”隨行人員一聽都笑了起來。毛澤東在吟誦中聯系現實，巧妙地將話題轉移到中國知識分子的住房問題，幽默風趣，見解新穎，引人深思。

1972年，毛澤東決定邀請尼克鬆訪華，護士長吳旭君對邀請一個反共老手來會談疑惑不解。毛澤東要吳旭君背誦杜甫的《前出塞》，然后說道：“在保衛邊疆，防止入侵之敵時，要挽強弓、用長箭。這是指武器在戰爭中的重要性，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是民間流傳的一句極為普通的話，杜甫看出了它的作用，收集起來寫在詩中。這兩句表達了一種辯証法的戰術思想。我們要打開中美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頭頭，不找能解決問題的人去談行嗎？選擇決策人中誰是對手這點很重要……把共和黨這個最大的反共阻力挖掉，事情就好辦了。非找尼克鬆不可。”

學杜詩：採英擷華成佳作

毛澤東對杜甫詩歌精研細品，在創作中能夠將杜甫詩句中的用詞信手拈來，放入自己的詩句，與整個詩句水乳交融，形成一種新的意境。《五古·挽易昌陶》“放歌倚列嶂”中的“放歌”，取自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白日放歌須縱酒”句。《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君行吾為發浩歌”中的“浩歌”，取自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浩歌彌激烈”句。《賀新郎·別友》“要似昆侖崩絕壁”一句，曾作“我自欲為江海客”，而其中的“江海客”取自杜甫《洗兵馬》“張公一生江海客”。《沁園春·長沙》“恰同學少年”中的“同學少年”，出自杜甫《秋興八首（之三）》“同學少年多不賤”﹔“指點江山”中的“指點”出自杜甫《詠懷古跡五首（之二）》“舟人指點到今疑”。

毛澤東常將杜甫詩句拿來，加以變動改造，或套用其結構形式另造新句。《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狂飆為我從天落”句，點化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其一）》“悲風為我從天來”而成，毛澤東僅換三字，便風雷激蕩，悲壯高昂，展現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英雄氣概。《憶秦娥·婁山關》“殘陽如血”，化用杜甫《喜雨》“日色赤如血”句。毛澤東巧手點化，把一種隻可意會而難以言傳的戰爭體驗刻畫得深邃幽遠。《七律·和柳亞子先生》“落花時節讀華章”，是對杜甫《江南逢李龜年》“落花時節又逢君”的易詞點化，卻一掃杜句的悲涼之氣。《七律二首·送瘟神》“綠水青山枉自多”，化用杜甫《征夫》“千山空自多”句，突顯出血吸虫病的嚴重危害。《七絕·為女民兵題照》“颯爽英姿五尺槍”，化用杜甫《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中的“英姿颯爽來酣戰”，把當代女民兵寫得神採飛揚。

毛澤東有時還化用詩意，將杜甫某些詩句的意蘊融入自己詩作中。《七律·和周世釗同志》“域外雞虫事可哀”，系化用杜甫《縛雞行》的詩意：“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虫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虫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雞虫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雞虫之爭”喻指人世間為細微私利而鉤心斗角。毛澤東與同窗周世釗重逢，想起早年好友但最終分道揚鑣的蕭子升，他后來在國外攻擊毛澤東，毛澤東對其嗤之以鼻。

毛澤東師承杜甫，並不局限於語匯或詩句的引用與化用，這些是看得見的影響，而無形的影響則更為深遠。杜甫《解悶十二首》詩雲：“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他的《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寫道：“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毛澤東從杜甫的創作精神中獲益良多，毛澤東詩詞的絕大多數作品都經過多次修改。他不但自己反復修改，專門請郭沫若、臧克家等詩詞大家潤色，還虛心接受讀者建議而認真修改。從作品標題、個別措辭、整個詩句，到篇章結構，乃至標點符號，他都一改再改。正因為有了杜甫那樣一種嚴謹態度，才使得毛澤東詩詞用詞精准、對仗工整、韻味十足，成為千古絕唱。

盡管毛澤東在1958年也說過“光搞現實主義一面也不好”這樣的話，但濃烈的現實主義色彩又恰恰是毛澤東詩詞的一大特色。毛澤東詩詞既光大了以李白為代表的浪漫主義傳統，也弘揚了以杜甫為標志的現實主義風格。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簽》曾說：“以時事入詩，自杜少陵始。”此語雖未必盡當，但杜詩的確有極強的現實性而被譽為“詩史”。而毛澤東詩詞堪稱“史詩”，形象反映了中國革命各個歷史階段重大歷史事件，生動記錄了毛澤東的奮斗足跡和心路歷程，是從中國革命曲折而豪邁的歷史進程中升華、結晶出來的藝術瑰寶，具有宏大的歷史意蘊和鮮明的時代色彩。毛澤東以詩筆為史筆，真實再現了恢宏闊大的時代風雲和社會畫面，為詩詞藝術的現實主義風格開拓了無比廣闊的全新境界。

（來源：《黨史文苑》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