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的詩人毛澤東

毛澤東詩詞是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宏偉史詩，也是毛澤東輝煌人生和心路歷程的壯麗畫卷。半個多世紀以來，毛澤東詩詞研究方興未艾，“注家蜂起”的盛況經久不衰，毛澤東詩詞研究成果汗牛充棟。但是，有一個現象值得反思，就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詩詞活動和詩詞作品被嚴重忽視了。而事實上，延安時期的13年，無論是對毛澤東詩詞創作的發展，毛澤東詩人地位的確立，還是毛澤東詩學主張的成熟，都是不可或缺的。不把這一問題研究清楚，毛澤東詩詞研究就不完整，也談不上准確。而填補這一空白，正是筆者撰寫此文的初衷。

一、延安時期是毛澤東詩詞創作走向巔峰的時期

從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西北蘇區吳起鎮，到1948年3月23日毛澤東帶領中共中央東渡黃河、挺進華北，中共中央在陝北戰斗和生活了整整13個春秋，黨史學界將這一階段稱為“延安時期”。延安時期與長征時期后期、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前期，存在交叉和重疊關系，是黨的發展史上至關重要的時期，也是毛澤東革命生涯中舉足輕重的時期。在延安時期，毛澤東身居陝北、胸懷天下，運籌帷幄、決勝千裡，也感情豐富、心潮起伏，詩意涌動、詩情勃發，創作了《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沁園春·雪》《臨江仙·給丁玲同志》《四言詩·祭黃帝陵》《五律·挽戴安瀾將軍》《七律·憶重慶談判》《五律·張冠道中》《五律·喜聞捷報》等作品。

延安時期毛澤東詩詞的藝術成就，僅《沁園春·雪》一首作品就無與倫比。《沁園春·雪》是毛澤東詩詞創作的巔峰之作，藝術境界最高，思想蘊含最深，社會反響最大，研究解讀最多。憑這樣一首詞作，就足以奠定毛澤東在中國詩壇不可撼動的地位，足以彰顯延安時期在毛澤東詩詞創作中的巔峰價值。

半個多世紀以來，還沒有人從延安時期作品這個視角對其進行綜合研究，更沒有把延安時期作為毛澤東詩詞創作的一個重要階段來加以對待。研究界在梳理、總結毛澤東詩詞的創作與研究進程時，都忽略了延安時期。比如，梁自潔、董正春主編的《毛澤東詩詞研究史稿》（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何聯華著《毛澤東詩詞研究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都沒有出現延安時期一說。

一些學者根據毛澤東詩詞創作的演進過程來界定毛澤東詩詞的創作分期，這種劃分較為籠統，沒有提及延安時期。比如，徐四海、夏勤芬著《細讀毛澤東詩詞》（上海三聯書店2014年版）在“緒論”中指出：“毛澤東詩詞創作經歷了學習、成長、成熟和衰退的長期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 這三個時期是：讀書和早年從事革命活動時期，革命戰爭時期，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胡為雄著《毛澤東詩賦人生》（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年版） 認為：“可以把毛澤東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詩詞創作活動大體劃分為三個時期：前期、中期、后期。前期主要指作者在長沙求學的時期和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的時期﹔中期包括作者投身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和革命勝利后的社會主義及建設的時期﹔后期則包括十年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和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

一些學者根據毛澤東人生階段的發展過程來梳理毛澤東一生的詩詞創作軌跡，但也沒有把延安時期作為一個階段來分析。比如，易孟醇、易維著《詩人毛澤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陳晉著《獨領風騷：毛澤東心路解讀》（萬卷出版公司2004年版），王燦楣著《毛澤東詩詞與時代風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龍劍宇、胡國強著《毛澤東的詩詞人生》（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曾珺著《毛澤東的詩賦人生》（中國言實出版社2019年版）。一些學者根據毛澤東詩詞作品的數量，把毛澤東詩詞創作分為幾個“高潮期”，而延安時期不在其列。比如，沙先貴著的《毛澤東詩詞文化解讀》（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在“代序”中指出：“毛澤東一生的詩詞創作大致出現過三個高峰，而且都是在他政治生涯、革命生涯最為艱難的時期。”該書認為：第一個高峰是大革命失敗后的井岡山斗爭時期，第二個高峰是從1933年夏紅軍困難時期到1936年走完艱苦卓絕的長征歲月，第三個高峰是從1954年夏到1963年社會主義建設困難時期。

也偶有學者提到了延安時期，但表述不准確。比如，陳東林著《毛澤東詩詞背后的人生》（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在第三章《延安紅旗飄落照》介紹了《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沁園春·雪》《臨江仙·給丁玲同志》《四言詩·祭黃帝陵》《五律·挽戴安瀾將軍》《七律·憶重慶談判》，而把《五律·張冠道中》《五律·喜聞捷報》放入第四章《大河上下鏖戰急》，事實上將延安時期分割成了兩個階段。再比如，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5月版、毛韶華著的《毛澤東的詩路人生》第六章為《延安、西柏坡詩人生：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該書認為：“總的來看，此時毛澤東很少寫詩（12年創作了12首） ”。毛韶華沒有在本章提供12首詩的清單，也沒有把《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列入本章。值得注意的是，陳東林和毛韶華都把《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放在上述章節中來解析，這種做法有失妥當。

問題在於：為什麼毛澤東詩詞研究界始終沒有把延安時期作為毛澤東詩詞創作的一個重要階段來看待？為什麼人們會長期忽視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詩詞成就？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很多。

第一，1941年1月31日，毛澤東在《致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寫道：“岸英要我寫詩，我一點詩興也沒有，因此寫不出。”很多人據此推斷延安時期毛澤東“一點詩興也沒有”。合理的解釋是，毛岸英童年曾漂泊流浪，沒有機會接受傳統文化的啟蒙和熏陶，后來又生活在異國他鄉，漢語水平明顯欠缺，更別說對古典詩詞的鑒賞力了。這或許正是毛澤東與岸英他們的多次通信中從不談及詩詞話題的深層原因。退而言之，毛澤東在信中說沒有詩興，也只是一時的心緒狀態，不能概而言之。

第二，1949年12月，毛澤東在前往蘇聯訪問的火車上，與蘇聯翻譯、漢學家尼·費德林暢談中國文學的一些問題。費德林請毛澤東談自己詩詞創作的體會，毛澤東深有感觸地說：“現在連我自己也搞不明白，當一個人處於極度考驗，身心交瘁之時，當他不知道自己還能活幾個小時甚至幾分鐘的時候，居然還有詩興來表達這種嚴峻的現實。”“恐怕誰也無法解釋這種現象……當時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倒寫了幾首歪詩，盡管寫得不好，卻是一片真誠的。現在條件好了，反倒一行也寫不出來。”1963年11月2日，毛澤東在會見法國前總理富爾時，又談到寫詩：“這是以前的事了。我的確曾經寫詩，那時我過著戎馬生活，騎在馬背上，有了時間，就可以思索，推敲詩的押韻。馬背上的生活，真有意思。有時我回想那些日子，還覺得留戀。”人們往往把這些談話同井岡山斗爭時期、中央蘇區時期和長征時期聯系起來，認為那些時期毛澤東“處於極度考驗”“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又多次身處逆境，這恰恰激發了毛澤東的詩興。人們認為，延安時期毛澤東的生活環境相對穩定，心態相對平和，進而推斷毛澤東很少寫詩。殊不知，延安時期的13年波瀾壯闊，毛澤東的心境狀態既有風平浪靜，也有跌宕起伏，心潮激蕩時寫詩填詞本在情理之中。

第三，據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9月版、吳正裕主編的《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考辨，延安時期毛澤東詩詞披露的時間依次為：《四言詩·祭黃帝陵》最早發表在1937年4月6日延安《新中華報》﹔《沁園春·雪》最早發表於1945年11月14日《新民報》晚刊﹔《七律·憶重慶談判》最早發表於1947年4月22日上海《大公報》和1949年3月13日上海《立報》﹔《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最早發表於1947年8月1日冀魯豫軍區政治部主辦的《戰友報》﹔《臨江仙·給丁玲同志》最早發表在《新觀察》1980年第7期﹔《五律·挽戴安瀾將軍》最早非正式發表在1983年12月28日《人民政協報》，是在一篇詮釋這首詩典故的文章中提供的﹔《五律·張冠道中》《五律·喜聞捷報》最早發表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版《毛澤東詩詞集》。

這些作品陸陸續續發表，但除《沁園春·雪》外，它們沒有出現在1957年1月《詩刊》的《舊體詩詞十八首》，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和1976年版《毛主席詩詞》之中。隻有《沁園春·雪》進入毛澤東生前親自編輯或校訂后發表的39首毛澤東詩詞。而在毛澤東去世后出現的兩個權威版本中，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毛澤東詩詞選》增補了《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臨江仙·給丁玲同志》，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毛澤東詩詞集》又增加了《五律·挽戴安瀾將軍》《五律·張冠道中》《五律·喜問捷報》，隻有《沁園春·雪》列入正編，其余列入副編，而《四言詩·祭黃帝陵》仍未收入，其普及程度與影響力相對有限，致使人們對其不太熟悉，也不夠重視。

第四，延安時期的毛澤東詩詞作品，內容不像井岡山斗爭、中央蘇區、長征幾個時期那麼集中、那麼聚焦，而是比較寬泛。《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吟詠戰友，《沁園春·雪》抒發浪漫情懷，《臨江仙·給丁玲同志》稱贊文化名人，《四言詩·祭黃帝陵》是祭文，《五律·挽戴安瀾將軍》是悼亡詩，《七律·憶重慶談判》頗似時局評論，而《五律·張冠道中》《五律·喜聞捷報》屬於生活隨感。這些作品，隻有《四言詩·祭黃帝陵》《五律·挽戴安瀾將軍》寫於延安，其他作品都寫於別處。《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寫於吳起鎮，《沁園春·雪》寫於清澗縣袁家溝，《臨江仙·給丁玲同志》寫於保安，《七律·憶重慶談判》寫於重慶，而《五律·張冠道中》《五律·喜聞捷報》寫於轉戰陝北的行軍途中。正因為主題分散，產地不一，導致人們沒有將其作為一個整體來分析和研究。

第五，延安時期的毛澤東理論著述頗豐，四卷本《毛澤東選集》大部分文章寫於延安時期。而毛澤東1965年7月21日在《致陳毅》中寫道：“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人們傾向於認為理論思維和藝術思維是兩種不同的思維，二者之間甚至存在著某種矛盾狀態。延安時期毛澤東似乎全神貫注於理性思維、抽象思維，而淡化了感性思維、形象思維，進而推斷毛澤東淡忘了詩詞創作。而事實上這種判斷並不科學，也不符合實際情形。

二、延安時期是毛澤東詩人地位得到公認的時期

1957年1月，《詩刊》雜志創刊號首次集中發表毛澤東的《舊體詩詞十八首》時，以1925年的《沁園春·長沙》為首篇。1963年1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詩詞》，收入37首作品。“六三年版”是毛澤東親自編定的一個帶總結性的詩詞集，第一首作品仍是《沁園春·長沙》。顯然，毛澤東本人把《沁園春·長沙》視為自己詩人角色的正式起點。而對於外界而言，無論國內還是國際，毛澤東詩人地位的確立，都要從延安時期說起。

1934年1月，馮雪峰由上海到了江西瑞金。他告訴毛澤東，魯迅讀了毛澤東創作於井岡山時期的幾首詩詞以后，認為有一種“山大王”氣概。這是迄今為止所見有關毛澤東詩詞作品最早的評論。但魯迅通過何種途徑得到毛澤東詩詞，人們不得而知，因為那時毛澤東的作品只是在親朋好友之間流傳，毛澤東擅長寫詩填詞並不被廣泛知曉。

提到毛澤東詩詞的廣泛傳播，人們首先會想起埃德加·斯諾。1936年7月，埃德加·斯諾進入陝北蘇區採訪。毛澤東多次與他徹夜長談，還把長征詩抄錄給他。1937年4月初，燕京大學學生王福時、李放和時任斯諾秘書的郭達將斯諾的採訪手記等材料匯編成《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在北平東方快報印刷廠秘密出版。該書封三上以《毛澤東所作紅軍長征詩一首》為題刊登“長征”一詩。在《毛澤東——蘇維埃的台柱》部分，斯諾寫道：“關於這次長征，他寫了一首古典的詩。”1937年10月，斯諾的英文著作《紅星照耀中國》由倫敦戈蘭茨出版公司出版。1938年2月，上海抗日救亡人士胡愈之等人以“復社”名義集體翻譯、出版《西行漫記》。在該書《長征》一章結尾，斯諾寫道：“我把毛澤東主席關於這一六千英裡的長征的舊體詩附在這裡作為尾聲，他是一個既能領導遠征又能寫詩的叛逆。”

其實，毛澤東抄贈《七律·長征》給外國人，除斯諾外，還另有其人。蘇聯著名的電影攝影師和導演羅曼·卡爾曼奉蘇聯政府之命於1938年9月至1939年9月在中國報道抗戰，他是第一個進入陝甘寧邊區的蘇聯新聞記者。他記錄了與毛澤東見面的一個細節：“他說：‘我現在把我寫的一首詩送給您做個紀念，這首詩總共就幾行。’他走到桌子跟前，拿出一張紙，把毛筆在墨汁裡蘸了蘸，用筆法奔放的字寫下自己那首言簡意賅、成千上萬人都熟知的詩：（《七律·長征》，略）我緊緊握著毛澤東的手，頓感由人民領袖親筆書寫的這首謳歌一個最偉大歷史功勛的詩，將是我從中國帶回最珍貴的禮物。”

人們普遍認為《七律·長征》是第一首公開發表的毛澤東詩詞作品，現在看來也未必盡然。1937年4月清明節，國共兩黨派出代表林伯渠和邵力子祭拜黃帝陵。毛澤東十分重視這次祭陵活動，親筆撰寫了《四言詩·祭黃帝陵》。1937年3月29日，毛澤東致信《大公報》著名記者范長江：“寄上談話一份，祭黃陵文一紙，藉供參考，可能時祈為發布！”《大公報》那時在全國聲望很高，是國內非官方的最大媒體，毛澤東主動要求在該報上發表這篇祭文，目的在於借此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以鞏固聯合抗日的根基。很遺憾，這篇詩文未能在《大公報》發表。最終，人們還是在4月6日延安《新中華報》的消息報道中見到這篇《四言詩·祭黃帝陵》。《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的出版時間是1937年4月初，但具體日期不詳，而《四言詩·祭黃帝陵》見報在1937年4月6日，孰先孰后，恐難妄斷。

有一點可以肯定，到了延安時期，毛澤東開始有意識地把自己的作品向外披露甚至公開發表。特別是隨著《紅星照耀中國》和《西行漫記》在國際國內熱銷，在人們心目中，毛澤東已不僅僅是中共領導人，同時還是一位詩人。毛澤東的詩人氣質和才華也不斷得到外界認可。

美國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於1937年初到達延安。“當毛澤東還只是一個在黃土地上奮圖生存的革命家時，美國的史沫特萊在延安的窯洞裡採訪了他。這位女記者的突出感受是：‘他首先是一位詩人。’”1937年3月1日，毛澤東第一次會見了史沫特萊，史沫特萊記錄這次談話情況時寫道：“有時他朗誦中國古代詩人的名句，有時他低吟自己寫的律詩。他有一首懷念他第一夫人的悼亡詩，因為她被國民黨殺害了。”“還是在延安的窯洞裡，又一位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美國女記者採訪了他。她的感受依然是：‘毛澤東不僅熟悉古代詩人，而且他自己就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詩人，毛澤東的詩具有古代詩人的偉大品質。’”

延安時期，毛澤東的人際交往范圍不斷擴大。他與文化名流、黨外人士、親朋故舊廣泛接觸。他們暢敘友情，討論時局，談論詩詞的內容也漸漸多了起來，僅從毛澤東的書信內容便可窺見一斑。一些友人在致信毛澤東時，會把自己或他人的詩作寄贈給毛澤東，與他切磋，供他鑒賞，請他斧正。比如，1937年6月25日，毛澤東致信何香凝：“承贈筆，承贈畫集，及《雙清詞草》（引者注：廖仲愷的詩詞集。），都收到了，十分感謝。沒有什麼奉答先生，惟有多做點工作，作為答謝厚意之物。”1945年12月29日，毛澤東致信黃齊生：“新詞拜讀，甚感盛意！”

毛澤東收到詩作，也會加以贊賞，予以鼓勵。1939年6月17日，毛澤東致信作家蕭三：“大作看了，感覺在戰斗，現在需要戰斗的作品，現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戰斗，盼望你更多作些。”1941年1月29日，毛澤東又致信蕭三：“詩讀過了，很有意思。報紙既不登，就在街頭發表好了。”當時，在蕭三等人倡導組織下，在延安廣泛開展了街頭詩運動。詩人們把自己的詩篇貼在或書寫在土牆上、石頭上、樹干上，便於群眾閱讀，毛澤東對此持熱情支持的態度。1947年11月18日，毛澤東致信中共七大候補代表吳創國：“你的詩也寫得好，我就喜歡看這樣的詩。”

和毛澤東詩詞交往最多的， 當屬柳亞子。1944年11月21日，他致信柳亞子：“‘雲天倘許同憂國，粵海難忘共飲茶’，這是你幾年前為我寫的詩，我卻至今做不出半句來回答你。”1945年10月4日，毛澤東致信柳亞子：“詩及大示誦悉，深感勤勤懇懇誨人不倦之意。……可惜我隻能讀，不能做。但是萬千讀者中多我一個讀者，也不算辱沒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1946年1月28日，毛澤東又致信柳亞子：“先生的詞及孫女士（引者注：譚平山夫人孫蓀荃） 的和詞，均拜受了。”

而在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的詩人才華更是轟動一時。1945年10月7日，毛澤東把《沁園春·雪》抄贈給柳亞子時，在信中寫道：“初到陝北看見大雪時，填過一首詞，似於先生詩格略近，錄呈審正。”柳亞子對其贊不絕口：“毛潤之《沁園春》一闋，余推為千古絕唱，雖東坡、幼安，猶瞠乎其后，更無論南唐小令、南宋慢詞矣。……余詞壇跋扈，不自諱其狂，技痒效顰，以視潤之，始遜一籌，殊自愧汗耳！”《沁園春·雪》最先由吳祖光1945年11月14日在《新民報》晚刊《西方夜譚》欄目公開發表，可謂“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當時也在重慶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這樣評論：“他的詩詞轟動了中國陪都的知識界。他們原以為他是一個來自西北窯洞的土宣傳家，可是遇見的卻是一個在哲學修養和文學風格方面都遠遠勝過他們自己的人。毛作為一個詩人、精通各種哲學的學者和馬克思主義者，他具有對語言文字的特殊敏感，因而能夠回答其他共產黨人所不能回答的各種問題﹔毛的這種天才，有助於毛在不僅有共產黨，而且還有其他許多黨派參加的聯合政府中發揮作用。”

國民黨當局惱羞成怒，興師動眾，專門組織黨內文人發起作詩運動，企圖在氣勢上壓倒毛澤東。前前后后，一共弄出了30多首《沁園春》詞，還炮制了10多篇文章。1984年曾在台南神學院任教的政論家孟絕子在他的《狗頭·狗頭·狗頭稅》一書中談及此事時，直言不諱地說：“可惜國民黨黨徒雖多，但多的只是會抓人、關人、殺人、撈錢的特務貪官，是隻會寫寫黨八股的腐儒酸丁級的奴才文官和奴才學者。結果，一直到逃離大陸時，國民黨連一首‘毛澤東級’的《沁園春》都沒有寫出來。”王若飛將重慶報刊上和《沁園春·雪》有關的詞與文章收集起來寄往延安。1945年12月29日，毛澤東在致著名教育家黃齊聲的信中寫道：“若飛寄來報載諸件付上一閱，閱后乞予退還。其中國民黨罵人之作，鴉鳴蟬噪，可以噴飯，並付一觀。”言詞之中，浸透著對國民黨御用文人的嗤之以鼻，也洋溢著高度的文化自信。

三、延安時期是毛澤東詩學主張日臻成熟的時期

在長沙求學期間，毛澤東有一些有關詩論的隻言片語。比如，在《講堂錄》中，毛澤東寫道：“詩者，有美感的性質。性情識見俱到，可與言詩矣。”“絕詩者，律詩之半也。或截首而留尾，或截尾而留首，或截首尾而留中聯，或截中聯而留首尾，故絕本於律也。”“文以理勝，詩以情勝。有感而后有情，有情而后著之於詩，始美且雅。”“歡愉之詞難好，哀怨之詞易工。”但這些畢竟是課堂筆記，還不能視同毛澤東本人的創見。那個時候，毛澤東對待詩詞的態度甚至還比較幼稚。比如，1915年6月25日，他在《致湘生信》中坦陳：“梁（引者注：梁啟超） 固早慧，觀其自述，亦是先業詞章，后治各科。蓋文學為百學之原，吾前言詩賦無用，實失言也。”此后，到延安時期之前，幾乎很少見到毛澤東有關詩詞的言論。

要說到毛澤東詩學主張的形成和發展，不能不從延安時期講起。延安匯聚了很多文藝工作者，其中有不少詩人，有些還頗有名氣，如艾青、柯仲平、蕭三、何其芳、賀敬之、李季等，毛澤東與他們接觸不少，自然會談及詩詞。延安的詩詞創作活動非常普及，部隊、機關、學校、農村，普遍開展詩歌活動，朗誦詩、牆頭詩、街頭詩蓬勃興起。毛澤東忙裡偷閑，也時常參加些詩歌活動。他還經常與詩人談論詩的寫作與欣賞，評說古今詩人與詩作，也討論創作中的某些現象與問題。詩歌創作的一些傾向或爭論，也會反映到毛澤東那裡，毛澤東不能不予以關注。這樣，毛澤東自然而然會研究起詩學中的一些理論問題來。毛澤東在詩學理論的研究探索上取得了巨大進展。毛澤東談詩，較多的是詩與抗日、詩與生活、詩與大眾化民族化等問題。他的純粹詩論雖然不多，但卓有成效，見解深刻，富於啟發性。

如果放寬視野，從包括詩在內的文學藝術的總體上看，可以說毛澤東對文學藝術作出了很多戰略性的、根本性的思考與闡述。僅以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4月版的《毛澤東文藝論集》為例，該書輯錄了毛澤東論文藝的報告、題詞、按語、批語、書信等共101篇，其中延安時期的材料有49篇，佔到了幾乎一半的比例。“毛澤東文藝思想”雖不能等同於毛澤東的詩學觀，但毛澤東的詩學觀顯然也包含在其中，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是這一思想的充分體現。它關於文藝創作與生活、與作者世界觀關系的論述，關於文藝創作的方向、繼承與創新，普及與提高的論述，關於文藝批評標准的論述等，都是涵蓋了詩的，甚至不妨說是可以直接用來指導詩詞創作與鑒賞的。

毛澤東的詩論，散見在毛澤東與各界人士及在各種場合的有關談話之中，散見在他大量閱讀詩詞作品的批注之中，散見在他致同志、親朋、詩友的書信之中，散見在毛澤東的報告、講話和文章之中。毛澤東的詩學主張，以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為理論基礎，繼承我國傳統詩學精粹，又對我國詩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有濃郁的民族特色，又有鮮明的個性色彩。毛澤東的詩論涉及廣泛，這裡僅擇其要者解析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 強調秉持“ 詩言志” 的詩學傳統。1945年9月，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時，詩人徐遲向毛澤東請教怎樣作詩，並請他題詞。當時旁邊有人說，詩應當為人民服務，毛澤東沒有作聲，隨即聚墨揮毫，在徐遲的空白冊頁上欣然寫下三個大字：“詩言志。”“詩言志”出自《尚書·堯典》：“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詩言志”是中國古典詩學理論的奠基石。毛澤東不僅主張詩言志，而且經常運用這樣的詩歌觀念去評價詩人和詩作。后來，徐遲在《重慶回憶》一文中寫道：“隻這三個字，然而有著許多豐富的含意。詩言志，本是中國古典詩歌理論中的一個基點。詩言志三個字，現今得到了新的內容：詩人言志，言的是人民之志。這是他給予詩人的最有啟示性的指示。從這以來，在詩歌工作上，我們是謹守著毛主席的這個指示的。”1957年《詩刊》創刊時，編輯部請毛澤東題詞，他題的還是“詩言志”三個字。從毛澤東詩詞的創作實踐來看，毛澤東詩詞首先抒發了改造中國與世界的遠大志向和豪情壯志，熱情歌頌和贊美人民群眾改天換地偉大斗爭和豐功偉績。

第二，強調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我國傳統詩學理論中，沒有現實主義、浪漫主義這樣的概念，但與現代詩論家們所論兩個概念內涵相近的論述卻並不少。概而言之，現實主義詩論偏多，浪漫主義詩論偏少。“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后，詩學理論的這一傳統仍在延伸，這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反帝反封建的時代任務，召喚詩人直面現實，人民要求詩歌成為時代的號角，現實主義成為詩詞創作的主流，浪漫主義在很大程度上被冷落乃至被誤解。1938年4月28日，毛澤東在魯迅藝術學院的講話中明確提出：“我們主張藝術上的現實主義，但這並不是那種一味模仿自然的記流水賬式的‘寫實’主義者，因為藝術不能只是自然的簡單再現。至於藝術上的浪漫主義，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它有各種不同的情況，有積極的、革命的浪漫主義，也有消極的、復古的浪漫主義。有些人每每望文生義，鄙視浪漫主義，以為浪漫主義就是風花雪月哥哥妹妹的東西。殊不知積極浪漫主義的主要精神是不滿現狀，用一種革命的熱情憧憬將來，這種思潮在歷史上曾發生過進步作用。一種藝術作品如果只是單純地記述現狀，而沒有對將來的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們奮進。在現狀中看出缺點，同時看出將來的光明和希望，這才是革命的精神，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有這樣的精神。”1939年5月，毛澤東為魯迅藝術學院周年紀念題詞：“抗日的現實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毛澤東的這一主張突出了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相結合，從創作方法的角度對我國詩詞發展史、詩論發展史作了科學總結，將我國的詩學理論推進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第三，強調詩歌要有新鮮活潑的民族風味。1938年秋，毛澤東接見從武漢到延安的詩人臧雲遠，問起武漢文藝界的情況。臧談到在武漢文藝界的座談中，有人提出通過朗誦的語言接近大眾語，大眾語也變成了詩的語言。比如，去年“飛機”兩字不能入詩，詩人叫飛機是“鐵鳥”，飛機在生活中多起來，今年的詩歌就叫“飛機”了。毛澤東聽后笑了，說：“詩的語言，當然要以現代大眾語為主，加上外來語，和古典詩歌中還有活力的用語。大眾化當然首先是內容問題，語言是表現形式。要有民族風味，叫人愛看、愛誦，百讀不厭。”中國傳統詩學范疇中，涉及到“風”的概念不少，如風韻、風調、風致、風骨等﹔涉及到“味”的概念也很多，如滋味、意味、神味、興味等，而“風味”范疇的含義側重點應當在“味”上。以味品詩，濫觴於先秦時期人們用食物的美味來比喻音樂給人的感受，后來詩論家們用“遺味”“余味”“韻味”“味外味”等范疇來指稱富有審美情趣和藝術魅力的詩詞作品。“要有民族風味”是毛澤東對詩詞提出的一條重要審美標准。毛澤東要求文藝作品要符合人民群眾的口味，要反映中國人民的生活內容和思想情感，要符合中華民族的審美風尚和欣賞習慣。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闡釋“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時，毛澤東強調指出：“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毛澤東強調詩要有民族風味，無疑為詩歌指明了要體現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發展方向。

第四，強調詩歌要為人民大眾服務。1939年1月31日，毛澤東在《致路社》中寫道：“無論文藝的任何部門，包括詩歌在內，我覺得都應是適合大眾需要的才是好的。現在的東西中，有許多有一種毛病，不反映民眾生活，因此也為民眾所不懂。適合民眾需要這種話是常談。但此常談很少能做到，我覺得這是現在的缺點。”唐代羅隱《蜂》詩雲：“採得百花成蜜后，為誰辛苦為誰甜。”“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如何將文藝與大眾結合起來， 是延安時期毛澤東最為關注的文藝問題。“什麼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隻有把這個問題解決好了，深入生活，反映生活，熟悉大眾語言，適合民眾需要等一系列問題，才有可能得到相應的有效解決。毛澤東的這一詩學理念，對於詩詞創作具有重大意義。

（來源：《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22年5月第15卷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