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漢簡與絲綢之路信史研究

　　懸泉置遺址鳥瞰圖 資料圖片

　　懸泉漢簡《康居王使者冊》資料圖片

　　 一般認為，“絲綢之路”的概念是由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於1877年出版的德文著作《中國》第一卷中最早提出的。其定義是“從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間，中國與中亞，中國與印度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交通道路。”對這一定義，李希霍芬的學生阿爾伯特·赫爾曼於1910年出版的《中國與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又把絲綢之路西段延伸到地中海沿岸的敘利亞。另外，最近又有學者考証，在李希霍芬提出“絲綢之路”概念之前，德國相關的地理文獻中就已出現過13次之多。而最早提出“絲綢之路”的是李希霍芬的老師卡爾·李特爾。早在1838年，他在柏林出版的《地球科學》第8卷中就已提到“絲綢之路（Seidenstrasse）”（王冀青：《“絲綢之路”概念的提出者應為李特爾》，《中國社會科學報》2023年10月27日）。

　　 過去，由於傳統史料的闕載和模糊，我們對西北史地和絲綢之路的整體認知一直處於朦朧狀態。一個多世紀以來大批西北漢簡的發現，為秦漢史、西北史地、絲綢之路和中外關系史等研究帶來了巨大變化。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懸泉漢簡，就是當時絲綢之路歷史的原始檔案和實時記錄。紀年簡的時間為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至東漢安帝永初元年（107年），時間上同李希霍芬的定義大致吻合。空間上除了記載西域諸國（天山南北）外，還記載了如烏孫、大宛、康居、大月氏以及罽賓等。也就是說，從空間范圍看，懸泉漢簡關於絲綢之路的記載也與李希霍芬的定義相吻合。因此，不管“絲綢之路”的概念最早由誰提出，這一定義同懸泉漢簡記載的情況從時間和空間上都十分契合。懸泉漢簡等新發現，使我們對絲綢之路的研究進入一個全新的信史階段。

　　河西四郡的設置與邊疆治理

　　 《漢書》中有“設四郡，據兩關”的記載，還有漢末元始二年（公元2年）4郡35縣地理和人口的記載。但對河西走廊的軍事設防、行政管理、經濟開發以及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內容比較粗疏。出土漢簡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在軍事方面，根據漢簡的記載，敦煌地區有玉門都尉、中部都尉、宜禾都尉和陽關都尉，居延地區有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都尉是比二千石的軍官，負責邊疆地區的軍事駐防。都尉以下有若干候官，秩比六百石。敦煌地區玉門都尉下屬有大煎都候官和玉門候官﹔中部都尉下屬有平望、破胡、吞胡、萬歲等四個候官（王國維認為還有步廣候官）﹔宜禾都尉下屬有宜禾、魚澤、昆侖、美稷、廣漢等五個候官，陽關都尉下屬有博望候官和雕秩候官。居延都尉下屬有殄北、甲渠和卅井候官，肩水都尉下屬有肩水、廣地、橐他、倉石、庾等五個候官。候官下屬有若干候部，候部下面有若干烽隧。根據李均明《甲渠候官規模考》（《文史》第34、35輯）研究，甲渠候官所轄部隧的戍卒總數在240~300人之間，其他候官亦可據此推知。留存至今的漢塞烽隧在河西走廊蜿蜒1500多公裡，被譽為“露天長城博物館”。從最西面榆樹泉盆地的廣昌隧、凌胡隧、厭胡隧到居延地區最北面的殄北隧、鉼庭隧，相當一部分漢代烽隧都可指認其當年的名稱、駐防戍卒和發生過的相關事件。《塞上烽火品約》還詳細規定了不同敵情下如何燃放烽火、升降各種預警信號，以確保邊防軍事信息的准確傳遞。所有這些，都是通過出土漢簡得到的新知。

　　 在行政管理方面，郡縣鄉裡完整的機構設置和治理體系，確保了中央政府對地方的直接控制，防止了地方割據勢力的形成，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穩定。根據漢簡的記載，我們幾乎可以羅列出歷任敦煌太守和玉門都尉的任職名單和任職時間，為研究相關的歷史事件和治理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據。對基層社會的研究，根據漢簡中的材料可以列出如效谷縣下屬的鄉、裡組織和相關名稱，詳細了解對基層社會的精細化管理，確保了中央政令的暢通和地方事務的高效處理，減輕了中央政府的負擔，提高了社會治理的效率。還有，通過大量的漢簡材料，可以了解官僚體制下的文書行政。嚴密的文書管理制度，確保了行政運作的准確高效。所有這些，在傳統史料中沒有詳細的記載。同樣，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等各個領域，出土漢簡都提供了一些翔實記錄。

　　西域都護府與大一統格局的形成發展

　　 西域，是漢匈長期爭奪的戰略重點。“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漢書·西域傳》）。后來日逐王先賢撣率眾降漢，成為漢匈關系史上的大事。關於日逐王歸漢，漢簡中的記載從出土文獻檔案的角度，實証了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從此后，漢朝設立西域都護府管理西域。漢簡中關於歷屆西域都護的記載、西域都護下屬官員和戍卒路過懸泉置的記載以及西域都護給朝廷上書的記載，提供了大量微觀、具體、原始的第一手資料，彌補了傳世文獻的不足，更為詳細地實証了西域與中央王朝的隸屬關系，說明自古以來新疆地區就是中原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對於民族團結、邊疆穩定和國家統一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另外，西漢王朝先后在西域的輪台、渠犁、伊循、車師和烏孫赤谷城屯田積谷，以發展生產和保障西域駐軍的后勤供應。漢簡中對西域屯田的記載彌補了傳統史籍的不足。從規模、區域、管理、人員等方面可以看到，西域屯田是漢王朝加強和鞏固西域統治的重要措施。屯田戍卒平時從事農業生產，戰時迅速轉化為戰斗力量，既減輕了內地軍隊的負擔，又增強了邊疆地區的軍事防御能力，使漢朝在西域的軍事存在更加穩固，有力地保障了絲綢之路的暢通和西域地區的安寧。《漢書·西域傳》載：“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如果按36國（此處的“國”沿襲史書的記載，不同於現代“國家”的概念）計，懸泉漢簡記載了其中的24國到京師朝拜、進貢、受封、納質、通使、和親的活動。來京師長安的人員有國王、王后、質子、貴人、官員、使者以及商人和其他人員。這樣的記載，反映了西漢王朝同西域各國的密切關系。

　　絲綢之路與中西文化交流

　　 中國的絲綢，在張騫出使西域前的幾個世紀就曾出現在多個西方國家的記載中，考古發現亦有証據。比如老普林尼的《自然史》、托勒密的《地理學》以及西伯利亞巴澤雷克大墓中的出土文物。但中西對接的正式標志，還是從張騫開始。上文提到，懸泉漢簡中記載的兩漢絲綢之路，同李希霍芬定義的“絲綢之路”在時間、空間以及內容上完全吻合，因而我們的討論從漢簡的記載開始。

　　 居延漢簡有一枚裡程簡，記載了20個地名，從長安出發一直到河西走廊中部。懸泉漢簡中也有一枚裡程簡，記載了從古浪峽到酒泉的14個地名。兩者行進的路線有所不同，但殊途同歸，可以把東到長安、西到敦煌的這段絲綢之路連接起來。裡程簡中記載的驛置機構、停靠站點、行走方向、沿途經過以及裡距長短，為研究絲綢之路東段路線提供了准確細致的描述，從空間范圍實証了絲綢之路的諸多細節。根據懸泉漢簡的記載，僅敦煌郡東西三百公裡的地面上，如懸泉置這樣的驛置機構就有九座。每座相隔30公裡左右，橫貫敦煌全境，進入西域地區。

　　 懸泉置是一個具有綜合功能的驛置機構。佔地面積2500多平方米，有房屋28間左右。定員有官卒徒御37人，傳馬40匹，傳車10多輛，包括了廚、廄、傳舍、驛等多個單位。作為驛置機構，懸泉置承擔著公文、郵書的傳遞任務。漢簡中郵書傳遞的記錄涉及郵書傳遞的方向、種類、數量、發文單位、收文機構、傳遞時間、經手人、郵書保存狀況以及傳遞過程等諸多方面，確保了漢代政令的快速傳達和信息的及時溝通，保障了中央與地方、內地與邊疆之間的有效聯系。作為官方接待機構，還負責過往人員的食宿接待。設有專門的傳舍，供客人住宿﹔設有廚房，以不同標准的飲食，滿足不同身份、不同規模過往人員的需求。從簡牘文書中可以了解過往人員的身份、同行人員、所帶牲畜和物品、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具體任務、吃了幾頓飯、吃了什麼食品、花了多少錢等。此外，還要根據不同情況，為過往使者、官吏、商旅更換和補充交通工具，如驛馬、傳車等，以方便他們繼續前行。所有這些，都促進了各類過往人員在絲綢之路上的流動和往來，保障了絲綢之路的暢通。

　　 在這條道路上與漢朝互通使者的中亞國家，首先是大宛（現位於費爾干納盆地，屬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的部分地區）。張騫通西域后，漢武帝求取汗血馬不果，便派貳師將軍李廣利遠征大宛，最后訂城下之盟，歲獻天馬二匹。漢簡中有大宛使者進獻天馬的記錄。此外還有車騎將軍長史多次出使大宛的記載和大宛貴人、使者來漢的記錄。如“客大月氏、大宛、踈勒、於闐、莎車、渠勒、精絕、扜彌王使者十八人，貴人□人”（Ⅰ91DXT0309③:97）來漢的記載以及“大宛貴人烏莫塞獻橐他一匹，黃、乘、須兩耳、絜一丈，死縣泉置”（Ⅱ90DXT0214②:53）等記載，說明漢朝與大宛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是絲路交往的主流形態。

　　 其次是康居，在今哈薩克斯坦南部及錫爾河中下游地區，中心駐地卑闐城，在今塔什干或奇姆肯特。張騫出使西域造訪的第二個國家就是康居，康居的態度極為友好，派車派向導把張騫送到大月氏。在漢簡中，有漢朝送康居質子的記錄，說明當時康居王納質於漢王朝。還有一條比較完整的記載：“甘露二年正月庚戌，敦煌太守千秋、庫令賀兼行丞事，敢告酒泉太守府卒人：安遠侯遣比胥楗罷軍候丞趙千秋上書，送康居王使者二人、貴人十人、從者六十四人。獻馬二匹、橐他十匹。私馬九匹、驢卅一匹、橐他廿五匹、牛一。戊申入玉門關，已閱（名）籍、畜財、財物。”（Ⅱ90DXT0213③:6+0214③:83）這是甘露二年（前52年）派使者、貴人來漢朝進貢的記錄。一個76人的外交使團，浩浩蕩蕩進入中原，充分說明兩國關系的密切。還有漢簡中的《康居王使者冊》，全冊七簡，編繩尚存。內容是永光五年（前39年）康居王使者楊伯刀、副使扁闐、蘇薤王使者姑墨、副使沙囷、貴人為匿等5人，從康居國東往漢朝京師貢獻駱駝。結果一行人入關后發現與以往不同，從敦煌到酒泉一路上無人照應。到達酒泉后，酒泉太守和手下人對其進獻的駱駝單方面作出評估，本來是膘肥體壯的白駱駝卻被評定為羸瘦體弱的黃駱駝。使者認為“不如實，冤”，因而上告中央。朝廷要求沿途地方徹查此事。文件下達到敦煌后，敦煌太守府再下達到效谷縣，效谷縣依次下達到懸泉置，要求懸泉置將相關經過在三天之內上報縣廷。就是這樣一份文件，讓后人看到了康居與漢朝關系的起落。此時的敦煌、酒泉地方當局之所以輕慢康居，估計同北匈奴郅支單於西逃后與康居結成聯盟、互為翁婿的事件有關。

　　 月氏是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活動在河西走廊的游牧民族，勢力強大，為匈奴勁敵。但到匈奴冒頓單於時，勢力反轉，約在公元前174年左右為匈奴所敗，被迫西遷伊犁河流域。經過40多年后又再遷阿姆河流域。至公元前后，五翕侯中的貴霜翕侯統一全國建立了貴霜帝國，勢力發展到印度西北。漢簡中保留了貴霜帝國建立前，大月氏和漢王朝來往的豐富記錄。1978年，阿富汗北部朱茲詹省席比爾甘發現的黃金大墓，出土了21000多件精美文物，其中包括希臘神靈雕像、羅馬金幣、安息銀幣、中國西漢銅鏡與絲綢、敘利亞或埃及的玻璃器、印度象牙雕件以及草原風格的黃金飾品。學界一般認為，這些墓葬填補了從大夏滅亡到貴霜王朝建立的歷史空白，展示了大月氏與周邊文化的廣泛互動，為我們理解古代中亞地區的文化和社會提供了寶貴資料。懸泉漢簡中記載大月氏歷史的簡文年代先后與此吻合，兩者互相映照，成為照亮這段“黑暗時期”的星光。

　　 烏弋山離位於今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一帶，包括德蘭吉亞那和阿拉科西亞。這裡原來是大夏的領土，后被安息（帕提亞波斯）吞並。其政治中心在錫斯坦，即今阿富汗與伊朗之間的赫爾曼德河下游盆地。大月氏西遷迫使安息北部的塞人南遷，佔據了德蘭吉亞那和阿拉科西亞。安息王為驅逐塞人收復失地，便派貴族蘇林前往鎮壓。蘇林經過十年戰爭降服塞人，卻建立了自己的軍事獨裁政權，名義上屬於安息，實際上完全獨立。《漢書》把蘇林家族統治下的安息人與塞人雜居地區稱為烏弋山離。“絕遠，漢使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如此“絕遠”的地方，漢簡中記載的烏弋山離資料十分珍貴，說明當時的絲綢之路已延伸到了伊朗高原的東南部，接近波斯灣。漢簡中有一枚折垣王獻獅子的記載。有學者研究，據《漢書·西域傳》記載，烏弋山離“有桃拔、師子、犀牛”。漢簡中的“折垣”就是對烏弋山離別名Zarangiana或首都Zarin的譯稱，所謂折垣王獻獅子就是烏弋山離向漢朝進獻獅子的記載，這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經典一幕（羅帥：《懸泉漢簡所見折垣與祭越二國考》，《西域研究》2012年第2期）。

　　 罽賓的大致范圍在今阿富汗東部至巴基斯坦西北部，包括喀布爾河中下游地區和克什米爾西部。其首都為循鮮城（在今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附近）。張騫第二次西使曾派副使到過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后來關都尉文忠出使罽賓，聯合希臘裔軍閥陰末赴推翻烏頭勞之子，扶立陰末赴為新王，接受漢朝的冊封。《漢書》中記載的罽賓使者“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懸度……實利賞賜賈市”。可以說明罽賓與漢朝的來往主要是在貢賜名義下的商貿往來。另外，塔克西拉一直是印度西北的佛教聖地，著名的犍陀羅藝術就產生於此，懸泉漢簡關於罽賓的記載是絲綢之路通往南亞次大陸的實物見証。“出錢百六十,沽酒一石六斗。以食守屬董並、葉賀所送沙車使者一人、罽賓使者二人、祭越使者一人。凡四人，人四食，食一斗”（Ⅱ90DXT0113②:24）。記載中每頓飯都有酒招待，反映了當時接待外賓的禮遇。

　　 總之，出土簡牘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原始檔案，是我們進行歷史研究的第一手資料。它既可以發揮糾史、補史的功能，還是國家信史的實物佐証，其所提供的詳細、具體、微觀的諸多細節和史實，刷新了我們對以往歷史的認識，具有極為珍貴、不可替代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作者：張德芳，系西北師范大學簡牘研究院教授，本文系中國歷史研究院“絕學”學科扶持計劃資助項目“簡牘學”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