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擬數字人：從“工具”向“伙伴”躍遷

　　 DeepSeek的問世，吸引了諸多開發者參與模型的開發和使用，虛擬數字人便是其中一項重要應用。數字人智能體與DeepSeek的通用人工智能能力結合，正在重新定義人機交互的邊界。這種跨界協作不僅提升了數字人的“類人化”表現，更通過技術互補推動數字人從“工具”向“伙伴”的角色躍遷。

　　 虛擬數字人泛指以人類外貌、心智等元素為設計底本，借助信息技術構建出的虛擬人物形態。若以虛擬數字人與人的關系為標准，可以將其分為數字人、虛擬人兩類。數字人是以真人為原型的數字復制品或數字分身，如數字人“鄧麗君”“蘇東坡”。而虛擬人的人物身份、外形則是完全被虛構出來的。也正因如此，虛擬人本身即一種數字藝術作品，在外貌特征、表演能力、性格人設方面更具創意空間和可塑性。

　　 虛擬數字人的發展可追溯至20世紀80年代，在制作方式上經歷了手工繪制、真人驅動、人工智能驅動三個階段。1982年，日本率先提出“虛擬歌姬”的概念，制作方將動畫片《超時空要塞》中的女主角林明美包裝成演唱動畫插曲的虛擬歌手。隨著計算機圖形技術的發展，虛擬數字人從2D卡通形象進化為3D寫實人物，並開始被應用於電影制作中。2001年，電影《指環王》中虛擬角色“咕嚕”的誕生標志著數字人進入成熟的商業化階段。2007年，集合語音合成軟件、動作捕捉技術的虛擬偶像“初音未來”問世。動作捕捉可以將真人的行動、表情映射到虛擬人物之上，數字人在語音、動態上開始更趨近於真人。“初音未來”的跨次元走紅，讓虛擬偶像成為虛擬數字人應用的典型場景。2012年，國產虛擬偶像“洛天依”正式出道，在視頻平台迅速收獲380萬粉絲，中國虛擬偶像產業進入高速發展階段。

　　 當下，人工智能技術的迅猛發展為虛擬數字人注入了“類人心智”。大模型與記憶系統讓人工智能具備與人類相類似的“長期記憶”，這極大地增強了數字人的“智商”。情感計算技術的融入，更賦予數字人“情商”，讓其能夠識別、解釋、模擬和生成人類情感。智能內容生成技術還賦予數字人“美商”。“美商”可以被理解為數字人在美學、藝術創造和審美判斷方面的能力，依托機器學習技術和海量數據，其能夠創作出具有鮮明個性與風格的文學、藝術作品。

　　 事實上，虛擬數字人本質上是對人的“身體”和“個性”的建模。超寫實3D數字人具有高度還原真人皮膚質感的外觀，並能根據不同的光影條件做出相應的模擬，看起來與真人無異。形象可塑性、行為可控性以及相對真人明星而言更高的性價比，虛擬數字人在文娛行業被應用得最為廣泛。以虛擬網紅、虛擬偶像為代表的數字人已經遍布於潮流時尚、品牌代言、直播電商等多個領域。

　　 虛擬偶像作為二次元文化的產物，普遍採用去中心化、眾包共創的運營模式。以中國本土知名虛擬偶像洛天依為例，其運營方不僅開放數字人的模型資源，還銷售聲音庫，鼓勵並支持粉絲為洛天依創作歌曲。“虛擬偶像演繹我筆下之歌”構建了一種真實的連接，賦予粉絲更強烈的認同感與情感滿足。一方面“參與式互動”加強了“Z世代”與虛擬偶像之間的情感紐帶，更能滿足“Z世代”參與式生成的需求，為其提供了“意義生產”的快感﹔另一方面，粉絲通過對虛擬偶像的符號消費，也找到了緩解社會壓力、尋求情感寄托與歸屬感的途徑。

　　 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技術還讓數字人具備了以知識為講述基礎的“敘事能力”。數字人具有極強的可成長性，可以通過自主學習和數據訓練適配不同文化場景，這也使虛擬數字人在文博領域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眾多文博機構正深入挖掘自身龐大的文化數據資源，來打造專屬的“虛擬講解員”。南京文化藝術中心就復刻了明朝篆刻大師“胡正言”，他作為講解員，親身解讀他於1644年主持刊印的《十竹齋箋譜》。通過精准復刻真實歷史人物的方式，有效激活了傳統文化IP的活力，讓數字人自帶人格魅力。北京中軸線虛擬人“周周”依托專業領域模型，可以將古老的中軸故事繪聲繪色地講給游客聽。敦煌虛擬人“天妤”重現了敦煌壁畫中的“巾舞”，創造出一種超越時空界限的沉浸式體驗。無論是復刻神話傳說中的經典形象，還是讓失傳的文化技藝重現於世，數字人都能以極高的精度和靈活性予以實現。在虛實交融的廣闊空間裡，數字人承擔了中華文化“智能敘事者”的角色。每個數字人均承載著其專屬的“微型敘事”，在展現其獨特的“生命”價值與意義的過程中，讓受眾感受中華傳統文化的深層魅力。

　　 不過，人機共生時代數字人為我們帶來前所未有的互動體驗與創新應用，也引發一系列涉及著作權、肖像權、數據隱私、平台監管等議題的新風險。比如，數字人的制作需要採集對標的真人的肖像、聲音等數據，甚至需要真人在背后進行表演與操控，這涉及表演者權、知識產權等新議題。隨著數字人的逼真程度不斷提高，復制普通人、明星、公眾人物的形象來實施網絡詐騙，侵犯公民肖像權和名譽權等“深度偽造”問題也引發廣泛關注。而虛擬主播、數字人發言人、“復活”已逝親人等“AI分身”的廣泛應用則進一步沖擊人的主體性，催生出身份異化等倫理問題。因此，數字人的研發者、使用者，都應以社會責任、隱私保護等為目標，確保其行為符合道德准則和法律規范。

　　 （作者：宋美杰、高雨琪，分別系福建師范大學傳播學院教授、科研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