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黃河圖與運河圖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但在歷史上其持續不斷泛濫，對黃河中下游地區造成了嚴重破壞。隋唐及其此后歷朝開鑿和維護著溝通南北的大運河，大運河將居於北方的政治中心與位於南方的經濟重心聯系起來，促進了中國各地文化、經濟等的交流和交往。不過，由於南北向的大運河要穿過東西向的黃河下游河道，而黃河帶來的泥沙以及河道的泛濫，對大運河產生了持續的威脅，因此治黃和保運往往是各朝，尤其是明清兩朝一直堅持的“國策”。

　　 在治黃和保運過程中，古人或為了解兩條河流的整體走向、沿岸的水利工程及航運路線，或為了修建局部的水利設施，留存下來大量的地圖。雖然現存最早的這類地圖源自宋代，但按照文獻記載，東漢明帝永平年間，在治河時，皇帝就曾賜給王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其中的《禹貢圖》應當是描繪大禹治水時河道的地圖。

　　 雖然，“大禹治水”屬於事實還是傳說，現在還存在爭議，但歷史上，在繪制可供治河借鑒的歷代黃河河道的地圖集時，描繪《禹貢》中記載的大禹疏浚的黃河河道的地圖往往被作為地圖集的開端。這類地圖集中現存最早的當是元代王喜《治河圖略》中的“禹河之圖”“漢河之圖”“宋河之圖”及“今河之圖”。這四幅地圖繪制的范圍從河源（“蒲昌海”“於闐”“蔥嶺”）、“積石”直至黃河入海口，但除了河源之外，“龍門山”以上河段繪制得較為簡略。其中的“禹河之圖”在黃河下游河道標繪了“九河”，且分別注明了這九條河道的名稱，同時還描繪了漢、宋以及金末黃河河道的路線。不僅如此，由於《禹貢》屬於儒家經典，而歷代大儒在注釋《禹貢》時為了解其中涉及的地名，有時也會繪制地圖，其中就包括一些涉及大禹治水的河道圖，如明清時期胡渭《禹貢錐指》中收錄和繪制了“九河逆河碣石圖”“禹河初徙圖”“禹河再徙圖”等多幅地圖。這些地圖皆用“計裡畫方”法繪制，每方百裡，繪制范圍集中在黃河下游﹔且地圖右側通常用文字對該圖所繪時代黃河下游河道的變遷進行總體性描述，如“禹河初徙圖”中地圖右側的文字注記為“河自禹告成之年，下逮東周齊桓公之世，九河亡其八枝。后數十歲，為定王五年已未，當魯宣公之七年，而河遂東徙，凡一千六百六十余歲”。重點表示河源以及中下游河道的特點，在明清時期的各類黃河全圖中也有所展現。不僅如此，由於治黃和保運並存，在很多黃河圖上也繪制有運河的全程，且明清時期絕大部分黃河全圖繪本是長卷式的，黃河與運河通常被繪制為並行，因此圖中兩者的河道雖依然呈現出各種曲折，但整體上變形必然較大。

　　 由於黃運交匯處是治黃保運的關鍵，因此即使一些黃河圖上沒有繪制運河，也會重點描繪黃運交匯處的水利工程，如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嘉慶時繪制的《黃河發源歸海全圖》，折裝，共50折，全圖描繪了沿黃河各地的山嶺、河渠、湖泊、城鎮、長城、村落以及水利工程等自然和人文地理景觀，尤其對黃運交匯一帶的河流情形與河工情況進行了細致的勾畫。

　　 由於古人認為黃河下游的泛濫可能與河源存在關系，因此不同歷史時期進行過多次探源活動，並留存下來的河源圖。不過，受到儒家經典和《史記》《漢書》中記載的影響，雖然有著多次探源活動，但我國古代長期堅持的是“重源伏流”說，即認為黃河源自西域的“蔥嶺”“於闐”，流至“蒲昌海”（即今天的羅布泊）后伏流地下，然后在積石山一帶重新露出地面。

　　 清朝康乾時期都曾派人對河源進行過實地勘察，因此也留下了一些與此有關的地圖，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河源圖》，該圖上部是乾隆親自撰寫的滿漢文合璧《上諭》《御制河源詩》以及《御制讀〈宋史·河渠志〉》，下部是墨繪涂彩紙本圖。地圖正方向為上南，繪制范圍東起蘭州，西至天池，用滿漢文標注地名53個，圖中有四處以黃簽標注了康乾時期受命前往河源探查的拉錫和阿彌達所到之處。從地圖和文獻來看，經過這次探查后，乾隆將黃河伏流出露地面的位置確定為“阿勒坦噶達素”，這一位置與現代河源的認知已經比較接近。

　　 除了上述總圖和河源圖之外，明清時期在治理黃河時，還曾繪制有大量具體的工程圖。如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光緒二年（1876）紙本彩繪《南岸三廳光緒二年分河道起止裡數做過工程段落丈尺總河圖》，圖幅26×469厘米。圖卷從右向左展開，以黃河從上游流向下游的右岸為圖的上方，描繪了西自滎澤縣西堤界起，東至下南廳陳留汛與蘭儀廳蘭陽汛上交界處的黃河河道，重點呈現了黃河南岸土堤以及各類堤壩的位置和修筑情況，且在施工地點用紅簽描述了該段黃河順堤、補廂、埽工施工地段、負責官員與工程長度。

　　 為了便於中央掌握黃河水情的變化，清代還存在通過在地圖上貼黃、貼紅等方式記錄黃河水情、水利工程等的“最新情況”的地方上向中央呈報的“情形圖”，如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道光二十三年（1843）《河南黃河北岸各廳癸卯年霜后河勢工程情形圖》。該圖描繪了從武陟縣西廣濟河、馬河入河口開始，自西向東至蘭陽的黃河北岸的各類堤工工程的情況，且圖中用貼紅對沿岸水利工程的現狀進行了簡要說明。

　　 此外，清代還將地圖作為黃運工程“審計”的工具，工程預算圖一般稱為“咨估圖”“題估圖”，而完工后的費用結算圖則稱為“咨銷圖”“報銷圖”“題銷圖”，通過在這些地圖貼紅簽標注運河工程名目、地點、施工長度等內容，使得相關工程管理機構可以在河工完成后，通過將工程之前繪制的用於描繪工程預期完成的任務及預算的地圖與描繪工程實際完成情況和資金花費情況的地圖進行核對，由此對工程的運作是否“合規”進行評估。

　　 除了與黃河工程圖類似的運河工程圖以及上文提到的那些描繪了運河河道和工程的黃河圖之外，單幅的運河圖中流傳最廣的應是成於康熙后期的與張鵬翮治河有關的《運河全圖》。該圖採用中國傳統平立面結合的形象畫法，描繪了北起京師北京，南抵杭州錢塘江之間的京杭大運河，對運河航道、堤岸、閘壩、橋梁皆逐一詳盡描繪，兼及運河沿線的城池、河流、山巒、廟宇等自然和人文地理景觀。運河涂以青灰色，清口至北京段加繪魚鱗波紋，清口至杭州段不加波紋﹔閘、壩、橋梁涂深藍色或土黃色，按實際立面形象表示﹔淮河、長江、洪澤湖與其他湖泊均涂青灰色，加繪水波紋﹔黃河用黃色繪制，加繪大水波紋，白色浪花表示湍流，堤岸、埽工、堰壩等河防工程用棕褐色立面形象表示不同的形狀。

　　 總體而言，中國古人在治黃保運過程中，很早就將地圖作為重要的工具，且有著嚴密的制度規定以及文化傳統，這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雖然在今天看來，這些地圖缺乏准確性，但這種衡量標准，顯然是受到現代科學的影響。對一種技術，要放置在相應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中來看待，用后來的或者其他文明的標准進行評價，顯然有失公允，且會抹殺文明的多樣性，而且也會導致對歷史的曲解。現代地圖雖然有著准確性，但只是在現代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繪制的黃河圖和運河圖，符合古人認知世界、認知地理的方式，且確實也曾發揮了其被賦予的功能，並很好地解決了當時遇到的實際問題。

　　 （作者：成一農，系雲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