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輿圖與中華文明的文化標識

　　 在中國傳統江河輿圖的繪制譜系中，長江輿圖是描繪長江沿江風景、江防形勢、河道走向的專題河川輿圖，形象記錄了“黃金水道”的歷史環境與景觀變遷。因此，深入挖掘長江輿圖的文化價值，有助於今人認識長江變遷的歷史規律，總結古人對長江治理的經驗與教訓，進而為構建中華文明的文化標識體系、開展長江大保護提供重要的歷史借鑒。傳世的長江輿圖多為分段江圖，全程江圖並不多見，大體分為長江景觀輿圖、江防輿圖和河道輿圖三大類。

　　長江景觀輿圖與中華文明的審美標識

　　 自宋元以來，長江景觀輿圖蔚成大觀。其中，美國弗利爾美術館所藏、傳為宋代時人所繪《長江萬裡圖》與《蜀川勝概圖》長卷最具代表性。前者為絹本山水長卷，縱43.5厘米，橫1656.6厘米，從傳統江源認識的“岷山導江”繪起，由西到東，一直到長江入海口而止，同時標注沿江兩岸地名240余處。后者為紙本水墨長卷，縱32.3厘米，橫752.1厘米，圖幅從右至左，由汶山、岷山繪起，重點描繪岷江上游及成都平原山水名勝，后以直接繪制川江流域之忠州、萬州、雲安、夔州、巫山縣而結束，亦標注地名190余處。

　　 至明清時期，長江景觀圖中的勝覽因素不斷加強，發展成為以長江名勝為對象的景觀地圖，不僅表達了文人士子對沿江景觀名勝的追慕，更將自身的文化審美與地域想象融入其中。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長江名勝圖》長卷，繪於同治六年（1867），繪制者為馮世基（字菉白），是一幅描繪長江中下游沿江勝跡的景觀名勝圖。全圖紙本彩繪，縱25.2厘米，橫1119厘米。從湖北石首至岳州府仙姑港對岸的荊河口開始，自西向東至江陰縣城而收尾。全圖著色淡雅清新，配以平立面符號，形象描繪長江兩岸的名勝古跡與濱水風景。同時，在視角表現上採用對景法，南北兩岸地物對立兩分，視線均朝向河流中心線，使得讀圖者有如站立於江中船頭，展卷而下，直達江口。此圖不僅有助於研究長江景觀歷史的變遷，還可為長江文化遺產的保護提供借鑒。

　　 此外，清末佚名所繪《長江大觀全圖》亦有代表性，全套圖冊共分六部分，依次為：（一）長江勝景圖、（二）洞庭瀟湘圖八景圖、（三）湖口縣經洪河至江西省水道圖、（四）湖口縣經鄱陽湖至饒州府水道圖、（五）長江總程圖、（六）詞賦。其中，《長江勝景圖》從江蘇鎮江府繪起，沿江回溯而上，至洞庭湖口與荊河口止。該圖冊所繪內容重在表現南北兩岸的山川景致與名勝古跡，如金山、方山、棲霞山、蓮花洲、小姑山、龜山、晴川閣、黃鶴樓、鸚鵡洲等，是一套描繪長江中下游山川名勝的景觀審美圖冊。值得注意的是，長江景觀輿圖在繪制技法上近乎白描，多以山水長卷勾勒沿江兩岸的風景名勝，但卻使萬裡長江從地理景觀升華為一種民族文化的象征意象。

　　長江江防輿圖與中華文明的統一標識

　　 歷史上，長江的軍事價值多為兵家所重，“或稱為南北之限，或恃為天塹之防”。受此影響，江防輿圖的繪制也成為一項專門之學。例如，南宋時以江淮為國防前線，倚江為界。孝宗以后，為加強長江防務，南宋在沿江布置多支水軍，初步構筑起江防體制。現存景定《建康志》中的兩幅《沿江大閫所部圖》，覆蓋范圍東起真州（儀征），西至馬當山，形象描繪了長江下游地區的沿江防御重點，對於研究南宋長江形勢與軍事戰略具有極高的價值。

　　 明代中期以后，“嘉靖間倭寇充斥，東南糜爛，於是江防、海防之議益起”，防御倭寇由長江口溯江而上，就成為當時維護國家統一的重要任務。對此，鄭若曾就坦言：“江防以拱護留都為重。長江下游乃留都之門戶也，遏寇於江海之交，勿容入江，是為上策。”當時朝野人士多重視長江防務輿圖的繪制。例如，在《籌海圖編》《江南經略》等書中，就有多幅江防圖與湖防圖，其中刻畫了明代沿江兩岸江防信地的劃分情形，對於探究長江水域防御體系有著重要意義。現存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的《江防海防圖》長卷，學界多認為是一幅反映明代中后期抗倭斗爭的軍事輿圖。此圖卷江防部分由上游向下游展開，詳細刻畫了長江自江西瑞昌到上海吳淞口的防御形勢，對沿江兩岸山川、城邑、墩台、沙洲等地理要素均有詳細標注。

　　 及至清初，為統一全國，清廷“設防於瓜洲等處隘口，分班巡徼圌山、三江之界”，相關長江江防圖的繪制也逐漸加強。

　　 例如，現存甘肅省博物館的順治《長江江防圖》絹本長卷，縱59.7厘米，橫1340厘米，形象描繪了當時上起九江、下至鎮江段的軍事設施，凡攔江纜、攔江簰、戰船、木樓、煙墩、軍營等均有刻畫，對沿江十一營的兵力部署、所在位置、汛地裡數也有標注，是研究清代長江下游軍事防御體系的珍貴資料。中國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清初《長江地理圖》長卷，與順治《長江江防圖》在內容上高度相似。此圖卷以長江為中線，自右向左一字展開，亦描繪清初長江下游從九江至鎮江段的軍事設施和布防情況。

　　 晚清以降，有鑒於江防對國家統一的重要性，清廷設立了全新的長江經制水師。同治年間，長江水師成軍后，自湖北荊州至江蘇江陰，沿江數千裡，計有六營分汛。鑒於地圖對長江防務的重要性，時任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約請馬征麟，詳細測繪全新的《長江圖說》。此圖計裡畫方，朱格墨印，描繪了湖北荊州到江蘇南通境內的長江干流河道形勢，詳細標記沿江港口和水師駐地，是目前所見繪制最為精確的江防輿圖。中國國家博物館亦藏有同治年間一套紙本彩繪《長江圖冊》，刻畫了長江中下游沿江兩岸的炮台和兵丁數量，與《長江圖說》同源﹔北京大學圖書館也藏有一套《五省南北兩岸全圖》，原題“恭繪恭書江蘇江西湖南湖北安徽五省南北兩岸長江全圖”，重點刻畫晚清沿江五省兩岸的軍事史跡與江防裡程，可與《長江圖說》相互印証。

　　長江河道輿圖與中華文明的治水標識

　　 中國古代對江源的認知，多以岷江為正源。不過，在地圖史上還有一個以“馬湖江”為江源的“馬湖現象”（覃影，《地圖史上的“馬湖現象”》，《民族學刊》2010年第2期）。自徐霞客提出金沙江為長江正源后，至康熙年間為繪制《皇輿全覽圖》，逐步厘清了長江真正的主流源頭。今天，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均藏有根據康圖繪制的《金沙江源瀾滄江源圖》，就是關於清代長江正源探索的河道輿圖。

　　 在長江水利治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輿圖長卷，當為第一歷史檔案館藏乾隆《金沙江上下兩游圖》長卷，此圖縱0.51米、橫72.8米，是雲南省進呈乾隆帝御覽的河道圖。無獨有偶，中國國家博物館也藏有一套《金沙江圖》，共分5張，全長74.22米，是上述進呈圖的藍本。

　　 乾隆年間，滇銅的生產與運輸成為維系王朝經濟命脈的關鍵所在。由於滇銅產地多靠近金沙江，因此開通金沙江河運就成為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上述三幅（套）金沙江圖均為彩繪絹本長卷，採用中國傳統山水畫法繪制，形象展示了清朝乾隆年間對金沙江河道的險灘整治，不僅是中國傳統江河治理的紀實杰作，也是目前所見長度最長的中國古代輿圖長卷，其畫工之精細，篇幅之宏闊，形象之逼真，堪稱傳世江河輿圖的巔峰之作。

　　 長江防洪工程中，荊江是關鍵所在，所謂“萬裡長江，險在荊江”。古人曾言：“江流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勢多迂回，至岳陽復自西南轉東北，湖水並流，易於漲遏，故決害多在荊州。夾江南北，往往沿江為堤，咫尺不堅，千裡為壑矣。”1788年夏，荊州萬城堤發生潰壩，乾隆帝特命湖廣總督查明水患原因。為此，湖北方面專門繪制了一幅《江漢堤工圖》，此圖紙本設色，現存美國國會圖書館，形象刻畫了長江中游的荊江河道走向與江堤修筑工程，並用不同顏色區分長江和漢水的洪汛河段。

　　 此外，長江上游川江河道險灘林立，航運艱難。1878年，賀縉紳專門編繪《峽江救生船志》，形象繪制了宜昌虎牙灘到萬縣狐灘段的河道走向，詳細記錄沿途礁石分布與險灘地名，全面展示了長江上游的救生標險等情形。19世紀末，約翰·立德意欲駕駛“固陵”輪上溯川江，以強取長江上游內河航權。有鑒於此，國璋編纂《峽江圖考》一書，意圖考察川江河道形勢，以備不時之需。《峽江圖考》在編纂體例上，“上水則從冊首以逮尾，下水則從冊尾以達首，反復順逆，皆可瀏覽”，適應了長江三峽行舟的特點，上水下水各取所需，可謂別出心裁，在長江河道圖編繪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

　　 綜上所述，長江自江源奔流而下，越三峽，過荊襄，廣納百川，東入大海，可謂氣象萬千，浩瀚恢宏。長江壯闊的自然景觀，優美的風景名勝，往往融合歷史記憶與民族情感於一身。顧祖禹曾對比長江和黃河之不同，指出“川之大者，大河而外，莫如大江。然河流朝夕不常，江流亙古不改，周匝西垂，吞吐百川，江誠浩博矣哉”。誠如斯言，“江誠浩博”，可謂字字千鈞！

　　 傳世的長江輿圖大多繪制精美，具有較高的文物價值與藝術價值。在圖繪內容上一路觀瀾，頗具寫實風格，介於普通地圖與山水畫之間，多是帶有輿圖性質的景觀圖長卷。歷代長江輿圖通過對長江河道的如實描繪，不僅再現了逼真的沿江景觀，更建構了宏闊的文化空間，賦予了長江作為中華文化符號的歷史意義。可以說，作為中華文明標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傳世長江輿圖承載著長江文化的靈魂，值得我們進一步挖掘其豐富的內容和蘊藏的神韻！

　　 （作者：李鵬、常靜，分別系陝西師范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院助理研究員，西安明德理工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