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社會研究的基本議題

【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

當前，數字通信技術與人工智能技術快速迭代，各種生產與生活場景的應用層出不窮，推動人類社會以堅實步伐走進數字化與智能化時代。數字社會呈現出一系列全新特征，其開放性、網絡化、平台化、去中心化以及算法黑箱等都成為人們經常談論的社會新現象，但也帶來了理論概括的迷茫與困惑，這要求我們以新的視野和范式進行認識與理解。當前，數字時代的社會研究，應當重新回到經典社會學家當年所面對的相同議題：在數字社會中，社會何以可能？社會的本質到底是什麼？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方式是什麼？社會關系與社會結構形成的基本邏輯何在？社會演進運行的根本動力機制何在？

數字社會的主體：數字連接與虛實身份

隻有人與人連接互動，才能夠形成社會。數字時代的社會連接呈現出一系列全新特征，完全超越原來空間與物理媒介對於社會連接的限制，呈現出電子化、網絡化、計算化與智能化的基本屬性，讓人們可以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與世界上任何人相連，形成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三類連接方式並存交融的情形，帶來了萬物相連與時空穿透共同催生的數字時代“連接泛在”的格局，從根源上改變了人類未來社會的形成過程。

相互連接的個人的交流互動，流動的是信息與資源，帶入其中的是個人的身份與角色。在數字社會中，個人的社會身份突破了傳統物理空間的限制，在虛擬與現實之間自由穿梭，形成了獨特的雙重虛實身份。在傳統社會中，個人的社會身份主要依托於物理空間中的社會關系和角色扮演。而在數字社會中，數字技術搭建了一個全新的虛擬空間，人們可以脫離物理限制，在其中構建全新的身份認同。這種虛擬身份並非現實身份的簡單映射，而是具有獨特的形成邏輯和表現特征。在虛擬空間中，個人可以擺脫現實社會中的身份束縛，自由選擇昵稱、頭像、個人簡介等信息，塑造一個理想化的自我形象。這種建構過程充滿了主動性和創造性，體現了個人對自我認同的重新定義。虛擬空間的匿名性和流動性使得個人可以同時擁有多個虛擬身份，並在不同網絡社群中扮演不同角色。多元分化的身份結構，突破了現實社會身份的單一性和穩定性，為個人提供了更豐富的身份體驗。

但虛實雙重身份並非簡單復制，亦非彼此完全割裂，而是存在著密切的互動交錯關系。虛擬身份既源於現實身份，又反作用於現實身份，兩者相互影響、相互塑造，共同構成數字時代個人的完整社會身份。虛擬空間為個人提供了一個展示自我、釋放壓力的平台，人們可以在其中嘗試不同的角色扮演，彌補現實生活中的遺憾和不足。例如，一個性格內向的人在網絡中可能變得健談開朗﹔一個現實生活裡默默無聞的人可能在網絡世界中成為意見領袖。然而，虛擬身份並非完全脫離現實，現實社會中的社會關系、文化背景等因素也會影響個人在虛擬空間中的行為方式﹔在虛擬網絡中的違法違規行為，當然受到現實社會規范和法律制度的制約。線上線下行為的虛實互構，形成了數字時代社會連接的拓展性后果之一。虛實身份的二元共生，為個人發展帶來了新機遇，也帶來了一系列挑戰。

數字社會關系：以注意力為核心

在傳統社會理論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過程可以分解到時間、熟悉程度、互惠交換和情感等四個維度，在此基礎之上，才能形成固定的互動模式，建立持久的社會關系。

數字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將社會互動信息轉化為比特形式的電子數據，逐漸消解了傳統社會關系中的時間、空間和熟悉程度等限制因素，改變了以往社會關系建立的基礎。首先，電子化的連接消除了時間障礙，使遠程實時交流成為可能。時間成本的降低使人們不再受限於物理距離，社交意願成為建立社會關系的核心前提。其次，數字平台使陌生人能夠通過在線資料和社交動態了解彼此的興趣愛好和經歷，無需直接交流即可建立初步聯系。這種低時間成本、高頻率交流的互動方式，打破了傳統社會關系中熟悉程度的限制。再次，情感要素也在數字化連接中流動。雖然數字通信技術難以完全替代面對面交流，但其穿透時空的能力和多模態信息呈現功能，有助於維系遠距離關系，甚至培育線下難以形成的情感紐帶。例如，醫患之間通過數字技術進行遠程非正式交流，不僅加深了醫生對患者的全面了解，也緩解了患者直面醫生的心理壓力，構建出新型的數字醫患關系。最后，數字通信技術還延伸到社會關系的物質層面，通過為人們提供資源共享渠道，促進了低成本互惠交換的實現，高效拓展數據與信息的應用服務。

數字社會中的數據和信息是無限的，但人的注意力總量有限。在數字時代，個人經常陷入信息過載的困境，不得不有選擇地接收信息，屏蔽無關內容。因此，當數字通信技術消解了其他要素的成本后，注意力成為稀缺資源。在連接泛在的數字社會，個體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內容的創造者和連接者，需要投入注意力參與數字信息場域，這就帶來了有限注意力與無限數據之間的矛盾。個人如何分配注意力，成為接收數據信息、開展社會互動的決定因素。注意力的分配表現為對不同信息的關注時長、思考深度以及分享范圍的選擇，隻有分配到注意力的社會關系才能得以建立和維系。換言之，社會關系的形成依賴於雙方的注意力交互。個人投放給他人的注意力與接收到的反饋注意力，共同構成持久的社會連接。所以，如何分配注意力，決定了個人接收和傳輸數據的方式，進而成為數字時代社會關系形成的主要機制。

數字社會結構：從消解到重構

社會結構是模式化、固定化的社會關系，在不斷重復的社會互動中形成，制約影響著人們的行為選擇。在“連接泛在”的格局中，社會連接與社會關系的拓展具有近乎無限的理論可能，曾經橫亙於人與人之間的一系列社交成本也逐漸被數字通信技術消解，而工業社會中的一系列社會結構也隨之消解。

20世紀60年代，“六度分隔理論”廣為流傳，即世界上互不相關的任何兩個陌生人的聯系看似困難，實則至多隻需要跨越6次社會連接即可完成。這一研究發現，充分彰顯了社會網絡結構蘊含的“小世界效應”，揭示了社會關系網絡對於形成更廣泛的全球社會至關重要。進入21世紀，另有社會學者使用電子郵件得出了相似實驗研究結果。全球相連或者說促成全球社會關系，對於生活在前工業時代的人們來講幾乎難以想象﹔工業革命所推動的社會連接形式，卻使這種不可能變為可能。如今，數字社會連接可以輕鬆跨越原有連接節點，連接任意兩個個體。“六度分隔理論”所描述的全球社會的連接過程已經消失不見，原有的復雜社會網絡結構已經為簡潔的數字網絡所替代。

與傳統小農社會不同，工業社會大規模集中勞動力與生產資料，集約化高效生產，由此形成城鄉兩種不同的社會生活組織方式，社會關系的構成也從以血緣為基礎的家庭，轉變為以生產為基礎的現代企業。垂直分級的科層制逐漸成為組織現代工業生產過程的核心結構，能夠高效無損傳遞信息，完成社會互動與交流。及至數字社會，數字連接泛在，信息傳遞更為高效更為便捷，原有科層體系的社會結構被大幅消解。在數字通信技術與人工智能技術支撐下，物資運輸公司使用智能調度系統取代原有的調度中心，物流信息通過電子通信直達一線配送人員，完全裁撤原有的中層管理部門，徹底改變公司組織管理架構。一個極致的例子是，超過1000萬的外賣騎手，高峰時刻超過1億外賣訂單的工作量，兩者可以通過數字平台精准直接相連。試想，任何一個依靠人工管理的科層制結構，都無法完成其中千分之一甚至萬分之一的任務。工業時代演化出來的社會結構，在數字時代舉步維艱，面臨轉型﹔通過數字連接的人們將形成無中介節點、扁平化的社會結構。

數字生產與生活：以數據為基礎

拋開抽象的概念，普通人在數字社會中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是，生產組織過程與日常生活方式已在悄然改變。如今，網絡相連的個人是生產數據的基本單位，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互動以及社會行為過程，可以清楚無誤、無一遺漏地被記錄下來，成為生產活動與其他經濟活動的基礎性數據。數據直接進入社會生產，成為生產過程中最重要的要素。數字時代的數據傳送與計算變得極為便利與快捷，使得整個生產過程中的信息對接更為精細准確，大大降低了生產過程的不確定性，提升了資源配置效率和供需匹配效率。

數字時代的一個典型生產組織形式就是平台經濟。從根本上講，平台是一種生成、提取、記錄與分析無限增長的數據的基礎設施，它本身並不構成一個完整的市場，而是形成一種可以將參與市場的多個群體連接起來的水平維度的結構，利用數字網絡協調數字信息在特定群體間的流動，從而提升效率並帶來效益。互聯網數據企業本身作為一個平台，控制特定領域的相關數據，能夠連接用戶、生產與配送過程，並高效協調各個環節的活動完成經濟交易，使得自己佔據經濟活動的策略性位置。數據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進入生產過程，既提升了生產效率、增加了利潤，也重構了后續利潤分配的機制。這將對整個社會關系與社會結構產生深遠影響。

數字技術讓人們的生活更為便捷。如今的人們使用網絡終端與世界相連，讓人們的生活打破了時空限制，可以身處一室基本完成日常所需的一切。數字網絡技術讓人們可以便捷獲取各種信息，更多了解自身之外的世界，信息溝通與社會互動並不必須發生在面對面的場景。互聯網文化娛樂成為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也由此形成了新興的數字網絡文化與網絡價值觀念。數字化的生物傳感器以佩戴的方式收集個人生物生理與社會行動數據，從某種意義上講，數字技術將個人與設備結合在一起，形成了數字社會裡特有的“數字化存在”。人們自我生產的數據，通過收集、整理、計算、分析等智能化處理過程，反過來進一步提升生活的便捷程度。簡言之，數字技術與智能技術從日常細微處開始，正在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

數字通信技術徹底改變了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帶來知識傳遞與獲取方式的變化。如今的青少年更多從智能手機與互聯網獲取知識，班級授課的傳統教學方式——工業時代大規模面對面傳授知識的組織方式——已經不是他們獲取知識的唯一途徑。更進一步可以發現，數字智能技術帶來了社會化進程的改變：工業社會中由家庭、學校與同伴構筑起來的個人社會化過程，已經顯示出由人工智能替代的可能。

我們還看到，工業革命以來，機器替代了人力畜力，直接進入勞動生產過程，人們操縱機器完成更復雜的生產任務，形成更精細的勞動分工，也由此產生了各種生產技能與職業類型。與此相比，智能革命推動人工智能替代人類腦力，智能機器將越來越多地代替人們的勞動過程。未來的勞動形態將是怎樣的？人類社會前行的動力何在？這些都是關乎人類社會向前演進發展軌跡的重要議題。

數字治理：數據作為資源與權力

數字通信技術與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場景已經快速拓展到整體社會的運行過程之中，深刻改變著政府治理與社會治理的模式。在數字政府治理框架下，數據成為新的權力資源，政府通過大規模數據收集整理、計算分析，能夠更精准地監控社會運行狀態，預測社會發展趨勢，並據此制定政策和採取措施。數據驅動的治理模式使政府能夠從海量信息中提取關鍵信息，從而更准確地識別社會問題和發展趨勢。

傳統治理模式往往依賴於靜態數據和周期性評估，而數字政府則可以通過實時數據監控和反饋機制，動態調整政策和措施。通過數據共享和協同平台，不同政府部門可以打破信息孤島，實現資源整合和協同行動。這種基於數據的治理模式，極大提升了政府的決策效率和執行力，為實現精准治理、動態治理和協同治理提供了可能，為現代政府治理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推動了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和治理效能的提升。當然，數字技術在重塑政府權力的同時，也帶來了程序正義、責任歸屬等新的挑戰，需要關注數據安全、隱私保護、科技倫理和算法公平等問題。

數字社會治理也成為數字技術應用的重要場景。數字技術為社會參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條件。社交媒體、在線論壇、網絡調查等平台，使得公眾可以隨時隨地表達意見、參與討論、組織行動。公眾可以通過社交媒體關注社會熱點事件，參與網絡討論，推動政府決策。網絡傳播與網絡動員已經成為公眾社會參與的重要方式。與此同時，數字技術為跨地域、跨文化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構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虛擬社區、在線社群等新型社會聯結方式的出現，使得人們可以超越地理限制，基於共同的興趣、價值觀或目標形成新的社會群體，構建數字時代社會治理共同體。當然，在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的過程中，信息繭房、數字鴻溝、線上匿名性和流動、在線社群的碎片化等問題，會阻礙交流溝通，影響社會團結，降低參與社會治理的公平性、包容性與有效性，這些是數字時代社會治理需要解決的新課題。

結語：數字社會研究呼喚新視野與新范式

由數據、算法和智能技術驅動的社會變革，正在重塑人類的存在方式與社會運行邏輯，形成全新的數字社會樣態。顯然，數字時代的社會研究需要新視野與新范式。

首先，這場技術革命改變了數字社會中人與人連接方式，帶來新的社會關系模式，新的社會結構與社會制度也由此產生，而隨之形成的是新的價值觀念。這昭示著全新社會樣態的形成，亦是社會研究的對象的改變。

其次，傳統實証研究的問卷調查、深度訪談等方法在數字語境中遭遇困境。當人類社會行為轉化為數字痕跡，智能分析成為常規流程，行為數據收集與分析已不再是社會研究的重心。社會研究的重心迎來兩個方向，一是動機研究，亦即探究人們行為背后的起因與根源，這需要經過更為深層的訪談、觀察與體驗﹔二是探究數字痕跡的產生過程，運用社會神經感知體系、虛擬場景實驗、復雜網絡模擬、算法工程破解等方法，來勾勒社會運行的基本邏輯。

再次，在人工智能全面進入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當下，留給社會科學家的研究領域越來越窄。但這也正是人文研究的戰略機遇。數字時代的心靈研究需要格外關注，那些觸及人類本質的命題，構成了數字時代社會研究的根本價值所在。

最后，數字社會研究本質上是對未來社會的探索。在這場社會轉型中，數字社會研究者肩負著雙重使命：既要作為冷靜的觀察者解析技術社會的運行機制，更要成為積極的建構者參與數字文明的規則設計。隻有建構穿透歷史並能夠指導實踐的社會理論，才能避免人類社會在技術狂飆中迷失方向，才能夠逃脫韋伯所警示的“理性的鐵籠”。所有這些都顯示，數字時代的社會研究潛力巨大，也任重道遠。

（作者：王天夫，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社會科學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