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國家生物安全監管預警防控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生物安全關乎人民生命健康，關乎國家長治久安，關乎中華民族永續發展，是國家總體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影響乃至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健全生物安全監管預警防控體系”。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就“健全生物安全監管預警防控體系”工作作出戰略部署，進一步明確了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織牢國家生物安全防護網的工作重點，為我們做好新時代生物安全工作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時代生物安全建設取得階段性的重大成就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加強生物安全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出台國家生物安全戰略﹔頒布施行生物安全法，系統梳理傳染病及動植物疫情防控、生物技術發展、實驗室生物安全、人類遺傳資源與生物資源安全、外來物種入侵與生物多樣性、微生物耐藥、生物恐怖襲擊與生物武器威脅等八個方面的生物安全主要風險﹔健全國家生物安全工作組織領導體制機制﹔強化生物安全的科技賦能和設施平台建設，積極應對生物安全重大風險，生物安全建設取得一系列歷史性的重大成就。

構筑國家生物安全“三位一體”治理體系，為依法監管筑牢根基。202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物安全法》的施行，標志著我國生物安全進入依法治理新階段，形成了國家生物安全戰略、法律、政策“三位一體”的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全鏈條構建了生物安全風險防控的“四梁八柱”。在此基礎上，相關部門進一步健全生物安全領域法規制度體系，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衛生檢疫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等相關法律，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條例》《病原微生物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條例》，出台了《外來入侵物種管理辦法》並制定了《重點管理外來入侵物種名錄》，修改了《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管理辦法》。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主導推動各國科學家加強生物安全合作，發布了《科學家生物安全行為准則天津指南》，促進生物科技健康發展。

有序確立生物安全協調機制與部門職責，為統分監管筑成合力。建立了集中統一、高效權威、統分結合的國家生物安全領導體制。堅持黨對國家安全工作的絕對領導，確立中央國家安全領導機構負責研究制定、指導實施國家生物安全戰略和重大方針政策。建立國家生物安全工作協調機制，分析國家生物安全形勢，組織協調、督促推進生物安全相關工作。各級政府部門按照職責分工，承擔生物安全相關領導職責、監管職責和工作職責。

生物安全科技創新能力迎頭趕上，為預警防控提供技術支撐。重大新發突發傳染病、人獸共患病和重大外來入侵物種的預警防控科技創新水平與世界領先水平的差距迅速縮小甚至部分趕超。突破多病原網絡化監測、應急疫苗和救治等技術，極大提升了重大新發突發傳染病實時監測、早期發現、快速處置和預防控制能力。

生物安全配套設施裝備不斷完善，為預警防控提供平台支撐。生物安全防護裝備、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生物安全資源庫（圃）和監測預警網絡得到極大提升。研發了系列基於抗菌抗病毒新型材料的生物安全關鍵防護裝備。建立了包含4個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和百余個三級實驗室的高等級實驗室體系，研制了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移動三級實驗室。建立了包含烈性病原體菌毒種庫、人類遺傳資源樣本庫和數據庫、生物種質資源庫（圃）的生物安全資源庫（圃）系統。持續完善各類生物安全風險監測預警網絡，已建成貫通“部——省——市——縣”四級植保機構。

深刻認識國家生物安全建設面臨的新形勢與新挑戰

當前，國際生物安全形勢處在重要變革期，我國生物安全治理面臨著更加復雜的形勢，生物安全威脅由偶發轉為持久性，地緣區域由局部轉向全球化，境外生物威脅和內部生物風險交織並存，傳統生物安全問題和新型生物威脅相互疊加，形成新的生物安全風險綜合體，進一步健全我國生物安全監管預警防控體系，需要深刻認識所面臨的新形勢和新挑戰。

有害生物的致病性不斷變異。有害生物在選擇壓力下快速進化、變異頻繁，現有的高效防控技術產品面臨失效挑戰。作物有害生物通過變異可對化學農藥和轉基因作物產生高水平抗性。一些病原體不斷變異突破跨物種傳播的屏障，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等人獸共患病病原體在感染人體宿主后，可突破人與人之間傳播障礙。

全球氣候變化加大生物災害風險。全球氣候變化導致新病原微生物發生、動植物有害生物的發生危害規律發生變化，現有防控技術和模式面臨滯后挑戰。全球氣候變化導致野生動物的棲息地減少、高原凍土軟化和兩極冰蓋融化，增加病毒溢出到人類社會的風險。氣候變暖導致有害生物向原本不適宜生存的地區擴展。

經濟一體化加快病原物的傳播速度。在經濟全球化發展背景下，交通設施加速貫通、人員流動加劇、農產品貿易進一步自由化、跨境電商等新業態發展迅速，生物安全問題不斷放大，傳染病全球化問題凸顯。外來生物入侵的態勢持續加重，外來入侵物種在全球范圍的擴散與危害仍未飽和並呈現快速增長趨勢。

生物技術的謬用風險升高。生物技術快速發展，合成生物學、鏡像生物學、基因編輯、基因驅動等新型生物技術不斷出現。生物技術謬用可增加有害生物耐受性，增強毒力、致害力、傳播能力及環境穩定性，擴大宿主范圍等，導致藥物或疫苗失效。伴隨著生物技術使用門檻的降低，其謬用風險越發凸顯，平均一項新生物技術從研發產生到公司可提供技術服務的時間大幅縮短，生物黑客事件頻繁發生，為人類基因組編輯帶來前所未有的倫理挑戰。

生物恐怖的威脅始終存在。歷史上曾出現多個國家多次在戰爭中使用生物武器的生物恐怖事件。當前，不能排除個別國家或組織研發“超級病原體”等作為新型生物武器，生物武器殺傷力強、隱蔽性強，易被極端分子開發或使用。雖然聯合國發布《禁止生物武器公約》，但其核查機制尚未建立，國際社會缺少針對生物武器具體有效的監督、核查和制裁措施。

由此可見，全球生物安全具有明顯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涉及范圍廣、發展變化快。當前，我國生物安全監管體系還沒有完全實現縱向貫通、橫向協同，生物安全預警防控科技引領性還不足，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生物安全資源保藏設施還有短缺，沿邊跨境監測站點的風險識別與預警能力還有短板，先進智能化信息平台建設還有欠缺。

推動國家生物安全監管預警防控體系建設走深走實

健全生物安全監管預警防控體系，是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構建與新發展格局相適應的新安全格局的實踐要求。面對生物安全風險呈現出的新變化和新特點，進一步強化我國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工作勢在必行。

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生物安全是國家總體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健全生物安全監管預警防控體系，要堅持黨對國家安全工作的絕對領導。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堅持系統思維與分工協作，形成各級組織構成的統分結合、協調高效的國家生物安全制度與工作機制。加強生物安全體系和能力建設中長期戰略規劃部署，明確階段性目標和分階段實施路徑，不折不扣把黨中央關於生物安全工作的各項決策部署落到實處。

強化監管治理體系建設，保障生物科技健康發展。系統完善生物安全法律法規、標准規范、政策落地和職能劃分，全面監管生物安全風險。制定完善生物實驗、生物技術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強化生物安全風險管理的法治建設和執法監管。制定完善實驗室生物安全風險全周期管理的指南和標准，強化生物安全相關實驗活動的風險監管。細化涉及生命倫理的科學研究和其他行為的處罰措施與規范，強化生物技術研發和人類遺傳資源利用的倫理約束。充分評估生物科技的新發展，推進促進生物產業和生物經濟健康發展的政策落地。加快調整分離生物安全相關主管部門的監管執法與業務管理職能，加強多元主體在國家生物安全監管中的作用。

強化科技平台與技術創新，搶佔生物安全科技制高點。充分發揮科學技術在保障國家生物安全的關鍵利器作用，強化生物技術原始創新和關鍵技術產品研發，支撐生物安全科技自立自強。強化生物安全防控核心設施，突破高等級實驗室自主核心技術與設備，加快我國植物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的規范化建設和認証。推動生物安全領域國家實驗室、全國重點實驗室建設，建設生物安全資源保藏利用等生物安全防控重大平台。系統設計布局生物安全重大專項計劃，支持前沿生物技術研究，加強應對未知生物安全風險挑戰的前瞻性研究與技術產品儲備，以生物技術、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計算賦能生物安全預警防控由被動應對向前瞻預警和主動防御轉變。

強化風險監測預警與控制，實施全鏈條一體化防控。針對生物安全風險管理中風險預判、監測預警、檢測甄別、處置控制的關鍵環節，堅持全鏈條一體化的預警防控策略。織牢織密生物安全風險監測預警網絡，完善重大傳染病、新發突發動植物疫情、外來入侵物種、生物資源和生物耐藥性等重點風險領域監測網。建設國家生物安全風險評估與預警信息平台，整合監測物聯網、大數據和大模型計算開展風險動態預判預警。強化快速感知識別的生物安全風險早期發現能力，推動自主創新技術與產品裝備在生物安全場景中的應用。強化高效處置控制的生物安全風險精准控制能力，推動新型疫苗智能化快速制備、植物免疫誘抗、生物綠色農藥、生物育種產品、生物調控技術的創新集成與應用。

加強人才培養和科普宣傳，推進全社會共同治理。加強生物安全高端智庫人才建設，培養政策研究與生物安全多學科領域知識背景的智庫人才。加強生物安全專業人才隊伍建設，引育生物安全基礎研究和技術攻關的科學技術人才。加強生物安全基層隊伍能力建設，常態化開展基層人員推廣應用與服務模式培訓。重視生物安全教育和宣傳，提升公眾生物安全意識。

積極推動國際與區域合作，主動參與生物安全全球治理。倡議和推動制定國際生物安全規制、規劃建立國際聯合研發平台、提供生物安全公共產品，全面參與國際社會生物安全風險應對。推動實驗室生物安保、生物研發透明監管等標准規則制定。深化與“一帶一路”國家、國際機構和國際組織的交流合作，建立國際聯合研究平台，推動沿邊跨境跨區域生物安全預警與防控技術產品的聯合研發與應用。發揮大國擔當，積極開展並主動發起人獸共患病、動植物疫情國際風險監測及源頭治理行動，推動新技術、新產品和新裝備“走出去”，分享生物安全領域全球治理的成功經驗與理念。

（作者系農業農村部黨組成員，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