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提升公共法律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

【資政場】

公共法律服務是全面依法治國的基礎性、服務性和保障性工作，其均衡性與可及性直接關乎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程度。2019年，中辦國辦印發《關於加快推進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的意見》，提出加快建設覆蓋城鄉、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現代公共法律服務體系。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健全覆蓋城鄉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近年來，我國在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上取得了顯著進展，目前已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覆蓋省、市、縣、鄉、村五級的公共法律服務網絡，人民群眾享有的基本公共法律服務質量和水平得到了巨大提升。與此同時，區域間資源分布不均、基層服務能力薄弱、供需結構錯位等問題依然突出。破解這些難題，需要從制度設計、資源配置和技術創新三個維度協同發力，推動公共法律服務從“有形覆蓋”向“有效供給”跨越。

制度創新是破解公共法律服務區域失衡的關鍵杠杆。截至2024年9月，全國已建成公共法律服務實體平台59萬個﹔廣大法律服務工作者每年辦理各類業務突破4000萬件，公共法律服務網絡的覆蓋廣度和服務效率顯著提高。但是，公共法律服務區域發展不均衡問題仍然明顯。在西部部分地區，一個基層司法所服務半徑甚至達上百公裡，群眾獲取法律咨詢需輾轉數小時車程，這反映出空間失衡仍是制約公共法律服務均衡性的重要因素。為此，司法部通過開展“鄉村振興法治同行”、東西部法律人才協作計劃等活動，引導300多家東部律所向西部縣域派駐律師，一定程度緩解了公共法律服務不均衡問題。實踐表明，加強頂層設計、建立健全法律服務資源依法跨區域的流動機制，是提升公共法律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關鍵所在。

技術賦能為破解公共法律服務可及性難題開辟了新路徑。當前，全國絕大部分公共法律服務中心已配備智能終端，數字技術的深度應用正重塑法律服務的時空邊界和效能標准。比如，多語言遠程視頻系統的廣泛應用打破地理與語言屏障，使得語言和空間對公共法律服務的制約效應明顯下降﹔數字化政務平台的高效運作實現了公共法律服務周期的系統性壓縮，大大提升了公共法律服務的響應速率和質量。但技術的普惠性仍面臨考驗，進城務工人員、殘疾人、老年人、青少年等是公共法律服務的重點服務對象，這些群體往往也是“數字弱勢群體”，運用數字技術仍存在一定的障礙，這要求公共法律服務供給必須堅持“技術+機制”雙軌並行。浙江省推行的線上線下融合“網辦優先、自助為輔、窗口兜底”的公共法律服務新模式，在積極擁抱數字技術的同時，也為特殊群體保留了傳統服務通道。這一實踐為保障公共法律服務的人文溫度提供了可借鑒的模式。

專業化人才隊伍的均衡布局是提升公共法律服務效能的核心支撐。當前，公共法律服務人才分布不均的問題還比較突出，由於城鄉、區域間的法律人才配置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群眾獲取專業支持存在較大落差。針對這一問題，各地正在探索多種解決路徑，如探索建立穩定的人才輸送渠道，定向為鄉鎮司法所培養專業人才﹔完善激勵機制，通過職稱評定、崗位補貼等政策，鼓勵優秀律師、公証員到欠發達地區服務等。最關鍵的是挖掘基層自身潛力，把村干部、社區工作者等群體培養成懂法律、能調解的“法治帶頭人”，讓群眾身邊就有能解決問題的法律明白人。這一探索的核心，就是讓專業力量真正融入基層治理網絡，把優質法律服務送到群眾最需要的地方。實踐經驗表明，推動專業力量下沉不僅能有效填補公共法律服務空白，更能激活基層社會治理的內生動力。

全力提升公共法律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須構建長效機制。在價值維度上，要堅守公平正義核心理念，將公共法律服務可及性納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考核體系﹔在制度層面，應加快公共法律服務領域相關立法，明確財政投入比例和服務質量標准，將人均法律服務資源擁有量納入政府考核指標﹔在資源配置層面，應進一步完善政府購買公共法律服務目錄，建立法律人才跨區域流動激勵機制，對艱苦邊遠地區實施崗位津貼傾斜政策﹔在技術應用層面，有必要進一步建立健全法律科技倫理規范，強化技術賦能公共法律服務過程的透明度，保障特殊群體平等享有公共法律服務的合法權益。當制度保障、技術賦能與人才建設形成合力，公共法律服務的提質升級必將為法治中國建設注入持久動能。

（作者：姚莉，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