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化教育對科技和人才的支撐作用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民盟、民進、教育界委員時強調，強化教育對科技和人才的支撐作用，進一步形成人才輩出、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的生動局面。《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圍繞培育壯大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有力支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作出重要部署。本期特邀專家圍繞相關問題進行研討。

實施好基礎學科和交叉學科突破計劃

我國高校專業布局情況如何，怎樣更好服務國家戰略發展需要？

王春春（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長）：基礎學科決定原始創新高度，交叉學科成為科技突破新引擎。面對全球科技競爭，解決“卡脖子”問題迫切需要實施好基礎學科和交叉學科突破計劃。

近年來，我國高校學科建設量質齊升，深度交叉融合勢如破竹。

學科布局持續優化。黨的十八大以來，圍繞世界科技前沿和國家重大戰略需求，我國高校不斷優化學科布局，已覆蓋哲學、工學、理學、醫學、農學等14個學科門類，其中包括2021年新增的交叉學科。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6月30日，已有435所高校前瞻性布局878個交叉學科專業點，如人工智能、儲能科學與工程、數據科學、金融工程、健康工程等，這不僅體現了知識生產方式的轉型，更彰顯出高等教育服務國家發展的責任與擔當。

優勢學科集群形成。在國家“雙一流”建設工程引領下，通過學科特區政策創新、科研資助改革等機制突破，以147所“雙一流”建設高校為戰略支點，我國高等教育已構建起“基礎學科攻堅+交叉學科突破”的雙輪驅動體系。這些領軍高校聚焦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等國家戰略領域，實現重點突破，重塑學科生態。如中國科學院計算機研究所、武漢大學和浙江大學聯手攻關“數字敦煌”工程，將傳統敦煌學與數字技術結合，讓千年敦煌展現在數字世界。

人才自主培養能力顯著增強。我國高層次人才自主培養能力實現跨越式發展，自1984年全國首批22所試辦研究生院相繼設立以來，累計培養研究生逾1100萬名。進入新時代，向重點領域輸送高層次人才超730萬名（博士60余萬、碩士670余萬）。2023年學位體系建設取得重大突破，分別新增博士、碩士學位授權單位50個、83個，增設博士學位點830個，新增碩士學位點1921個，新增學位授權自主審核單位6個。

科技支撐能力明顯增強。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是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在2023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中，高校包攬兩項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牽頭獲得的國家自然科學獎、技術發明獎、科學進步獎分別佔總數的75.5%、75.6%、56.5%，充分表明高校作為國家基礎研究的主力軍、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和拔尖創新人才培養主陣地，在國家創新體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國際競爭力顯著提升。我國有一批學科進入世界一流行列，甚至是世界一流前列。目前，中國內地共有496所高等院校2950個學科躋身ESI（基本科學指標數據庫）全球前百分之一，130所內地高校416個學科進入ESI前千分之一，其中51個學科進入ESI前萬分之一。中國科學院大學以7個前萬分之一學科領跑全球。

面對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帶來的機遇和挑戰，高校全面推進教育目標、專業設置、課程教學、育人方式、辦學模式、保障能力等的系統性改革。一方面，推動建立科技發展和國家戰略需求引領的學科設置調整機制，快速響應社會需求﹔另一方面，利用數字技術重塑教育形態，賦能教育變革，提升人才培養質量，促進教育公平。

一是調整人才培養目標。科技創新、產業升級、技術迭代迫切需要高校培養具有扎實理論基礎和廣闊視野的高素質人才，以立德樹人為根本任務，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更加注重思政教育和課程思政，著力培養學生的跨學科整合能力、實踐能力、創新能力和終身學習能力。

二是優化學科專業設置。積極推動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的人才培養。高績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至2023年間，高校新增數量最多的前10個熱門專業布點數均破百，分別是人工智能（532個）、數據科學與大數據技術（471個）、智能制造工程（337個）、機器人工程（276個）、數字經濟（226個）、網絡與新媒體（176個）、智能科學與技術（160個）、智能建造（152個）、金融科技（124個）、網絡空間安全（115個），全部與戰略性新興產業密切相關。

三是創新教育教學方式。通過“AI+”模式賦能科研、教學、管理，如安徽省13所高校聯合構建“1+M+N”人工智能通識課程體系（基礎+學科交叉+產業應用），覆蓋全省本科。深圳技術大學推出10門AI微專業核心課程，結合本地化AI工具“潤曉知”數字人，賦能學科交叉創新和人才培養。

實施好基礎學科和交叉學科突破計劃，是發揮高校作為教育、科技、人才結合點的獨特優勢，創新學科發展路徑的重大舉措，下一步可從以下方面突破。

其一，突破高校圍牆，堅持問題導向，通過科教融匯、產教融合等途徑，重點解決“卡脖子”問題。面向科技發展前沿，提前布局學科新的生長點，圍繞國家重大科技攻關任務，組織實施一批學科突破先導項目。

其二，突破學科藩籬，依托高水平研究型大學集聚不同學院和學科的優勢力量，開展高質量有組織的科研。配套評價機制、保障機制等系統性改革，加強項目、平台、人才、資源等的一體化配置。

其三，突破評價桎梏，營造良好氛圍，完善以質量、特色、貢獻為導向的科研評價體制機制。摒棄單純以論文數量等量化指標為主的評價方式，構建更有助於科技人才成長的發展環境。

打造校企地聯合創新平台

在加強校企合作、產教融合、科教融合方面進展和成效如何？

童天（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理事）：近年來，針對供需適配、服務升級、機制優化等問題，多地根據自身在區位條件、資源稟賦、產業結構等方面的優勢和特色，秉持聯合育才理念，整合各類育才用才主體和資源要素，靈活搭建不同類型的校企地聯合創新平台，在實踐創新過程中各出妙招、靶向施策。

群鏈共舞，共創技能生態平台。廣東省聚焦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部署打造63條“產教評”技能生態鏈，促進鏈主企業攜手產業鏈上下游企業以及高校、職業院校、科研院所等，通過政府出政策、資金、管理，龍頭企業出標准、崗位、師傅，院校出學生、教師、教學資源，形成校企地共同培訓、共同評價、共同激勵、共同管理的高技能人才培養模式，打通就業“最后一公裡”。

聚焦特色，建立產教聯合體平台。貴陽市建立了由4個政府部門、23所中高本學校、17家企業、4家科研機構、2家學會聯合組成的市域產教聯合體——貴陽貴安大數據產業產教聯合體。建立健全政府推動、行業指導、企業參與、院校實施的工作機制，搭建公共人才供需信息平台，根據地區產業特點成立多個由企業運營的產業學院，組建院校專業動態調整指導委員會，統籌成員單位的培訓資源和需求，按照崗位要求開展人才培養。

跨區辦學，構筑人才供需對接平台。蘇州市政府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22所國內知名高校啟動共建創新人才聯合培養共同體，圍繞大中小學思政課一體化改革創新、課程建設與學科育人、拔尖創新人才貫通培養等，探索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協同育人新模式。推動校企共建百余個一流學科專業，首批遴選10對高校與企業合作共建，聚焦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專業融合形態優化、“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等方向，構建產學深度協同的育人機制。

抱團聚力，共建育才實體化平台。株洲市以校企地參股共建的方式成立科技職業學院，聯合本地龍頭企業共同打造低空經濟產業學院、數字技術創新中心等實體化平台，緊扣區域產業動態調整專業設置、搭建產學研協同創新平台，推動人才供需有效適配，促進科研成果與企業需求對接，助力中小企業技術升級。

也要看到，在數智化洪流中，人力資源供需不匹配的結構性就業矛盾進一步放大，成為制約產業煥新的掣肘因素。一方面，數智科技改造勞動過程、重塑人才結構，人才短缺問題加劇。據測算，2025年我國數字人才總體缺口為2500萬至3000萬。智造技術正以30%以上的替代率大規模淘汰低技能人工。而我國仍有超15%的企業尚未啟動智能化，近50%的企業處於單點或局部部署階段。另一方面，人才供給能力不足日益顯現。高筑的校牆、涇渭分明的學科邊界、單向的傳授方式等傳統辦學育人模式，造成知識與生產脫節、實踐與集成能力不足。

近年來，國家陸續出台《關於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關於開展市域產教聯合體建設的通知》《關於推動技能強企工作的指導意見》等政策文件，旨在統籌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一體推進教育發展、科技創新、人才培養。未來，高質量打造校企地聯合創新平台需從以下方面著力。

一是構建全國一體化教育科技人才大數據體系。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要進一步激活數據要素潛能，整合各類校企地聯合創新平台納入信息採集點位，構建全國一體化的教育科技人才大數據體系，加強部門之間、央地之間數據匯聚、共享開放、供需對接和開發利用。

二是以全局觀念和系統思維把握教育綜合改革的輕重緩急。充分利用校企地聯合創新平台對科技和產業變革的精准感知，引導集聚先進企業、一流院所、一流專業和一流團隊，為“人才慢變量”搭建超前謀劃、科學應變的敏捷教育體系。學科專業改革要兼顧人才綜合素質培育的長期性和知識更新的及時性，立足市場實際需求，開發新興學科和培養新型人才。

三是差異化構建校企地聯合創新平台。區分戰略科學家、領軍人才、卓越工程師、大國工匠等不同類型人才，以更大的廣度和深度構建職普、校企、區域互補融合的學科共享共建體系，建立跨專業、跨學校、跨地區的學生選修課程制度以及校企間的師資互聘制度等。靈活配置學歷提升、技能培訓、企業新型學徒制等培養模式，異地設立培育基地、研修中心等人才飛地。

四是推動職業素質教育進校園、進企業、進社區。依托校企地聯合創新平台，鼓勵中小學與先進企業共建生產實踐訓練營，與高校共建科研訓練營，激發青少年職業興趣、引導創新實踐，做好人才梯隊培育。

暢通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渠道

如何推動更多優質科技成果從校園走進企業，轉化為新質生產力？

陳柏強（北京理工大學技術轉移中心主任、北京高校技術轉移聯盟聯席理事長兼秘書長）：高校是基礎研究的主力軍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推動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是發揮教育先導性、基礎性支撐作用的關鍵環節。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度重視科技成果轉化，通過修訂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等，出台了系列改革舉措。例如，明確高校自主決定科技成果的轉讓、許可和作價入股，所獲收益不再上繳國庫，技術交易不再強制要求評估，引入協議定價機制等，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政策環境實現重要變革。同時，大幅提升對高校科研人員的轉化獎勵力度，明確規定現金和股權獎勵比例不低於50%，多數高校超過70%，有的達到90%以上。此外，還針對獎勵的落實配套實施減半納稅、遞延納稅等優惠政策，出台支持科學家創業的政策，極大激發了高校科研人員開展科技成果轉化的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

在系列改革舉措推動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取得重大進展。據科技部評估中心發布的科技成果轉化年報，2023年納入統計的1557所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合同額達到1371億元，服務於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以北京理工大學為例，近年來通過科技成果轉化，成功培育出以三家上市公司為代表的一批科技領軍企業，有力推動了新質生產力發展。在支持科技冬奧的過程中，用智能技術打造數字大腦，讓仿真技術模擬高山滑雪，以高精鏡頭追蹤冰上軌跡，助力運動健兒科學訓練和奪金摘銀。

也要看到，我國高校發明專利產業化率不高。這反映出，高校科技成果轉化雖然已實現多點突破，但整體效能有待提升。首先，符合科技成果轉化規律的資產管理體系尚未完全建立，國有資產流失的思想顧慮依然存在，有些高校仍然“不敢轉”或“轉得慢”。其次，轉化生態體系仍不健全，運行機制不夠暢通，專業化服務能力缺乏，“不會轉”的困惑和“轉不好”的畏難情緒尚未得到有效解決。再次，評價導向未實現根本性轉變，思想認識尚未完全統一，“我要轉”的自覺性不足，“爭相轉”的局面尚未全面形成。

下一步，要推動更多優質科技成果從校園走進企業，轉化為新質生產力。

第一，著力破解國有資產監管問題。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圍繞建立職務科技成果資產單列管理制度、深化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作出重要部署，要不折不扣落實。一是借鑒典型模式，全面推廣賦權改革。例如，北京理工大學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分別採取“先賦權后行權”“賦權+轉讓+約定收益”轉化模式，實現了“換道超車”，突破了制度障礙。二是設置專門持股平台，推動單列管理落地實施。北京等多地支持高校設立一級公司，作為專門的技術類股權持股平台。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等高校已設置此類專門持股平台，對技術類資產與傳統校辦產業從源頭上予以區分，按照科技成果轉化高風險內在規律進行管理，為落實單列管理提供了具體方案。

第二，積極完善科技成果轉化生態體系。科技成果轉化絕不是簡單的技術交易，需下大力氣打通科技成果轉化全鏈條，優化資源配置，提升轉化成功率。一要完善高校內部治理體系，實現高效貫通管理，使大學科技園回歸科技成果轉化主陣地。組建專門的技術轉移機構和團隊，讓專業的人干專業的事，已成為行業發展共識。例如，北京理工大學通過建設“事業化管理+市場化運營”新型技術轉移機構，組建了近40人的專職技術經理人團隊，重點夯實概念驗証、創業孵化和科技金融等核心環節，提供全生態鏈專業服務。二要匯聚社會資源，共同推動高校科技成果轉化。例如，教育部推動建設全國高校區域技術轉移轉化中心，聯合地方政府、國家高新區、重點企業、金融資本等各方力量，協同推進高校科技成果轉化。

第三，建立健全以質量、績效和貢獻為核心的科技評價體系。一是研究制定更有針對性的舉措，推動科技成果轉化。例如，將轉化業績納入大學學科評估、教師職稱評審指標體系，對長期閑置的高校專利實施限時轉化或開放許可等，引導和倒逼高校科技成果加速轉化。近年來，西北工業大學等高校通過增設科技成果轉化職稱系列，有效激發了科技成果轉化活力。二是培育科技成果轉化的思想自覺。科技創新絕不僅僅是實驗室裡的研究，而是必須將科技成果轉化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動力。要通過創新理論通識教育、先進典型代表宣傳引導等多種方式，在全社會營造更加尊重科技成果轉化和科學家創業的良好氛圍，使科技成果轉化成為高校和廣大科技工作者的自覺行為，系統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