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態環境法典開啟環境法治新篇章

　　 【資政場】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編纂生態環境法典。4月27日，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態環境法典（草案），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首次審議。

　　 生態環境法典承載著護航美麗中國建設、助力生態文明法治目標實現的神聖使命，它通過踐行綠色發展的新模式開啟環境法治建設的時代篇章。

　　科學立法，創制以“典”為基的規范體系

　　 新中國成立以來，環境立法先后經歷了三個階段，走出了一條主動發展、凝練規律、日臻成熟、系統集成的創制歷程。

　　 1973年頒布的《關於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被視為我國環境立法的開端，開啟了利用法制方式治理環境問題的先河。1979年，出台首部環境保護綜合性立法——環境保護法（試行），並陸續出台了水污染防治法等多部環境保護立法，正式將環境保護工作納入了法治化軌道，掀起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環境立法的第一個高潮。

　　 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以2014年環境保護法的修訂為標志，環境立法實現了二次跨越。伴隨著土壤污染防治法等近10部環境單行立法的制定，以及大氣污染防治法等10多部環境單行立法的修訂，我國環境法律體系已蔚為壯觀，涵蓋法律30多部、行政法規100多件、地方性法規1000余件。

　　 2024年，以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編纂生態環境法典”為標志，我國環境立法的體系化進程迎來了集成升華。

　　 首先，法典的體系化提升了環境法律的融貫性。生態環境法典分為總則和分則，以總則編的基本原則與貫通性制度統領各分編，明晰了法典內部制度構造的邏輯與相互關系，通過避免權源矛盾解決適用沖突。

　　 其次，法典的體系化明晰了環境法律的效力位階。生態環境法典作為統領環境法律規范的綜合性立法，效力位階上僅次於憲法，其所確立的規范，具有優位於其他環境單行法律的效力。

　　 最后，法典的體系化增強了環境法律的銜接性。生態環境法典綜合運用“編訂纂修”等多項立法技術，將有效打通此前法出多門帶來的銜接不暢、適用“梗阻”問題，通過確立“典無明文”可以對接適用相關法律的指引性規則，暢通環境法律體系中“典”與法的銜接機制。

　　嚴格執法，把握以“典”為要的裁量尺度

　　 徒法不足以自行，嚴格環境執法是環境法治建設的重要內容。早期的環境執法面臨著法律規則粗疏、處罰力度偏輕、執法效能低下、執法成本過高等困境。原因一是在於環境執法權力配置不均，省、市、縣三級執法機構職責缺乏區分度，導致“多層執法”現象頻發。二是在於環境執法制度供給不足，有些新興領域環境法律未能及時回應社會發展的需求，以至於執法效能低下。三是在於環境執法標准適用不一，環境法律規范的碎片化影響了環境執法標准的體系化，導致不同層級法律對同一事項採取不同的處斷標准。

　　 未來生態環境法典頒布實施后，環境執法領域必將迎來顯著改變。

　　 首先，環境執法權力配置將得以明晰。生態環境法典將完善環境執法權力配置，縱向上執法資源分配將得到優化，橫向上綜合執法能力也會顯著提升。

　　 其次，環境執法制度供給實現廣域覆蓋。生態環境法典將對環境執法主體、執法依據、執法責任等方面進行系統規范，將有效增強執法條款的操作性，通過強化環境執法責任追究，彌補現行立法的短板。

　　 再次，環境執法標准適用統一性得以完善。統一於“保障公眾健康、保護生態環境”基礎之下的環境標准體系將顯著提升執法規則適用的一致性，進而為環境執法提供系統而精准的裁量尺度。

　　公正司法，恪守以“典”為據的裁判規則

　　 環境司法是推動環境治理向好，保障環境正義實現，助力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的重要依托。隨著環境司法專門化的不斷推進，我國環境司法領域已經形成了環境侵權訴訟、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以及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等多個司法救濟途徑，這些不同類型的環境訴訟樣態奠定了環境司法的基本格局。但是，也存在環境司法制度銜接機制不暢、司法裁判規范不清、救濟功能定位不明等問題，甚至出現類案異判的現象。

　　 隨著生態環境法典的實施，上述環境司法難題有望得到有效化解。首先，在制度供給上，生態環境法典將確立制度銜接機制，有效解決制度啟動與銜接的時序問題。其次，在裁判規范釋明上，生態環境法典將此前碎片化的規范內容系統整合形成裁判規則群落，消除了規范適用的“多源沖突”。再次，在救濟功能上，生態環境法典將明確各方義務與責任，有效降低救濟成本，進而提升生態環境司法的公信力。

　　全面守法，塑造以“典”為念的行為模式

　　 守法，是法治的關鍵環節。構建全面守法的環境法治格局，重塑社會行為模式，是生態環境法典編纂的預期目標。

　　 司法實踐中，環境法律責任的形式包含民事責任、行政責任以及刑事責任等，這些責任的規定散見於不同的環境法律之中，以至於責任機制呈現零散化，剛性約束力不強。生態環境法典頒行后，法律責任的剛性約束將明顯加強，裁量基准的規范化與法益保護的覆蓋面也都將明顯提升，這將有效推動社會守法理念發生整體性躍升。

　　 環境守法不僅是被動遵守，更應主動作為。首先，政府通過行政執法、行政指導等方式樹遵從法典之風，推動社會行為模式向低碳綠色發展轉型。其次，企業通過理念革新，強化自身環境責任，通過發展生態友好型技術推動經濟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最后，公眾需要從旁觀者轉換為“劇中人”，通過積極參與綠色消費、綠色出行、光盤行動、垃圾分類等綠色低碳活動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鑄就生態文明的社會基礎。

　　 （作者：鄧海峰 李小強，分別系清華大學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法學院教授，甘肅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