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與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鞏固發展

　　 朱熹有言：“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朱子語類·讀書法下》）中華5000多年文明史上，長城便是事關“大治亂”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文化遺產之一。中國古代長期在農牧結合帶修筑長城，確保了邊防的鞏固與國家的安全，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民族交往與文明的交流融合。作為世界歷史上修筑時間最長、體量規模最大、地域分布最廣、結構最復雜、影響最深遠的軍事工程，長城推動中國古代北部邊疆從無序紛爭走向有序治理，影響了中國歷史整體進程，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鞏固發展影響深遠。

　　長城對周邊地帶社會秩序的塑造

　　 傳統社會在國家治理中，都面臨著政治、軍事、交通、科技等條件不足的問題。我國古代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面對廣闊的地理空間，治理難度尤其大。為此，歷代政權採取了靈活彈性的治理方式，並伴隨社會經濟的發展進步，逐漸加強對邊疆地區的管理經營。而在這一歷史演進中，長城地帶發揮了吸附凝聚作用，是推動民族交流融合、維持長久和平、保障文明發展的歷史大動脈。

　　 秦朝統一中國之后，勾連秦、趙、燕戰國長城，並在部分地段進行增筑，形成了舉世聞名的萬裡長城。萬裡長城的修筑，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原王朝與北方民族的地緣態勢。表面上看，萬裡長城用一道牆的形式隔開了二者，但事實上，如果不修筑萬裡長城，中原王朝、北方民族將可能由於經濟方式、政治體制、社會結構、文化風俗等不同長期陷於無序沖突之中。

　　 伴隨萬裡長城的修筑，周邊地帶建立起眾多規模不等的軍事設施、民眾聚落、信仰場所，塑造出一種有效的社會秩序，中原王朝源源不斷地將大量軍隊、民眾、物資投入長城地帶，推動其從原先較為荒涼落后的地區，轉變為北部邊疆的經濟中心。西漢在長城地帶推廣軍屯，推動了這一地區的經濟發展：“漢度（黃）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史記·匈奴列傳》）隋長城修筑之后，“緣邊城守之地，堪墾食者，皆營屯田”（《隋書·食貨志》）。明代也是如此。“明中葉，益兵增將，絡繹於道，營帳星羅棋布，餉用既饒，市易繁盛，商賈因此致富者甚多，起居服物競尚華靡，習尚為之一變”（盧承業原編，馬振文增修：《偏關志·風土》）。大同甚至因此“繁華富庶不下江南”（謝肇淛：《五雜俎·地部二》）。為保障長城地帶與內地之間的交通往來，中原王朝持續修建道路、設置驛站，進一步推動了長城地帶與內地的密切聯系和同步發展，建立起長城地帶長期發展的動力機制。

　　長城地帶和平狀態的形成

　　 古代北方民族經濟方式較為單一，並時常遭受嚴寒、災荒、瘟疫、內亂沖擊，在歷史上經常南下長城地帶。雙方之間雖時常發生戰爭，但面對堅固的長城防御，戰爭成本很高、收益很低。西漢長城修筑之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書·匈奴傳》）。因此逐漸轉向成本更低、收益更高的經濟貿易。“搶掠所獲，不足以當市易之利。夷人以市為金路，惟恐失之”（李化龍：《議復開市撫賞疏》）。中原王朝於是在長城地帶設置關市、榷場、馬市等場所，與北方民族開展起普遍而密切的經濟貿易。“馬市為夷貨流通之府，胡漢之人胥仰藉焉”（李化龍：《議復開市撫賞疏》）。西漢在長城地帶設置關市，用絲綢、絹布、金屬制品、糧食、酒、茶等，交換匈奴的馬、牛、皮毛等。西漢一位商人借此機會獲取巨大利潤，“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鐘計”（《史記·貨殖列傳》）。伴隨這一歷程，大量牲畜與物資進入內地。“騾驢馲駝，銜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為我畜,鼲貂狐貉，採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為國之寶”﹔“長城以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鹽鐵論·力耕》《鹽鐵論·西域》）。而北方民族對於關市交易依賴更深，朝貢東漢的使臣絡繹不絕，在長城之下開展貿易，“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后漢書·西域傳》）。漢代修筑的亭障，成為保障絲綢之路的連綿支點，“曠哉絕域，往往亭障”（《史記·大宛列傳》）。一向與東漢對立的北匈奴，也時常前來長城地帶進行貿易，“驅牛馬萬余頭來與漢賈客交易”（《后漢書·南匈奴列傳》）。在這一過程之中，包括語言、文字、文學、藝術、建筑、宗教、科技等在內的漢文化，包括音樂、舞蹈、飲食、服飾等在內的北族文化，彼此交相傳遞，相互融合。

　　 在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基礎上，長城地帶長期處於和平狀態，成為各民族守望相助、和諧共生的共同家園。呼韓邪單於歸附西漢之后，“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漢書·匈奴傳》）。東漢長城修筑之后，“漢之塞地晏然矣”（《后漢書·南匈奴列傳》）。明蒙之間雖有戰爭，但多數時期保持了和平局面。“土木之變”是明蒙之間的一次大規模戰爭，但在這場戰爭四年之后，瓦剌部眾已時常“至邊牆，索羊酒”（《明英宗實錄》卷二三五），雙方早已沒有了想象中的劍拔弩張。“隆慶和議”后，明朝、蒙古維持了數十年的和平，邊疆已經類似於內地一樣安定。“六十年來，塞上民物阜安，商賈輻輳，無異中原”（陳仁錫：《陳太史無夢園初集·紀插賞》）。“烽火不驚，三軍晏眠，邊圉之民，室家相保，農狎於野，商賈夜行”（方逢時：《大隱樓集·轅門記談》）。這一時期的著名文人徐渭，曾北上到宣府鎮（今河北宣化），發現參加互市的蒙古女子，已經深染漢俗。“姑姑花帽細銀披，兩靨腮梨洒練椎。個個菱花不離手，時時站馬上胭脂”（《徐文長三集·邊詞廿六首》）。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見証

　　 在長期的經濟貿易、文化交流過程中，北方民族不斷南下歸附中原王朝，要求結成更為密切的政治關系。中原王朝一般把他們安置在長城內外兩緣。漢武帝以后，西漢陸續設置眾多屬國，用於安置歸附的北族部落。甘露二年（前52年），南匈奴的呼韓邪單於前來西漢朝覲，向漢宣帝表達了一項請求，那便是為漢朝守衛長城，“單於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書·匈奴傳》）。漢元帝時，呼韓邪單於迎娶王昭君，再次請求：“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漢書·匈奴傳》）隋文帝時，突厥發生內亂，突利可汗染干的處境十分窘迫：“臣當時無處去，向上看隻見天，下看隻見地。”（《隋書·突厥傳》）隋文帝敞開懷抱，熱情接納了染干及其部眾，把他們安置在長城內緣的夏州（今陝西靖邊）。對於隋文帝的保全之恩，染干十分感激，尊稱他為“大隋聖人莫緣可汗”（《隋書·突厥傳》），願世代效忠隋朝：“諸姓蒙威恩，赤心歸服，並將部落歸投聖人可汗來也。或南入長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馬，遍滿山谷。染干譬如枯木重起枝葉，枯骨重生皮肉，千萬世長與大隋典羊馬也。”（《隋書·突厥傳》）唐前期在長城地帶設置了眾多都督府，用於安置歸附的北族部落。出於對唐太宗的尊崇，他們共同尊唐太宗為“天可汗”。明朝採取在長城地帶設置衛所、土司的方式，安置歸附的蒙古、女真及西北民族。

　　 雖然機構形式有所不同，但長城地帶的北族部落，卻都發揮了戍守長城的重要作用，並在這一過程中與漢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共同發展，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逐漸增強。如突利可汗請求完全漢化：“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隋書·突厥傳》）晚明掌握蒙古部落實權，被明朝冊封為忠順夫人的三娘子，十分向慕漢文化，“求再生當居中華”（諸葛元聲：《兩朝平攘錄·三娘子》）。

　　中國古代推動統一的重要力量

　　 在中原王朝實力強大時，長城地帶的民族共同體構成了中原王朝開展北部邊疆治理經營的重要力量。而當中原王朝處於衰落或者分裂時，長城地帶的北方民族往往入主中原，這種兵戎相見、戰火紛飛的狀況，自然給各族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但他們都主動追溯華夏脈絡，重建政治秩序，成為推動中國再次統一的重要力量。

　　 西晉滅亡后，五胡十六國除了四川盆地的成漢政權以外，其他15個政權：前涼、漢、趙、北涼、西涼、后涼、南涼、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前秦、西秦、后秦，在國號選取上，或者追溯前代華夏政權國號，或者以所佔地區的地望作為國號。繼十六國之后統一北方的北魏，同樣將國號追溯於華夏脈絡，並將民族起源追溯至黃帝，認為拓跋鮮卑是黃帝之子昌意的后裔。至於繼承東魏、西魏的北齊、北周，同樣延續了自身所在地區的前代國號。崛起於長城地帶，由鮮卑、漢人“胡漢雜糅”而成的“關隴集團”，先后創立了西魏、北周、隋朝、唐朝，推動了中國的再次統一。而實現漢民族、北方少數民族文化整合的唐朝，再次開創了中華文明的恢宏氣象，推動中華文明發展至新的歷史高度。

　　 唐朝滅亡之后，北部邊疆先后崛起的契丹、女真、蒙古，雖然都起源於北疆腹地，但都在長城地帶長期浸染，充實多民族人口、獲取豐富資源、整合多元文化，建立起開放性、復合性政權，擁有了開闊的政治視野與堅實的政治基礎，最終再次統一華北，乃至整個中國。清朝的發展歷程，尤其典型反映了長城地帶在我國歷次統一之中的關鍵作用。分別用滿文書寫的《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漢文書寫的《天聰四年木刻揭榜》，都指出建州女真居住在明朝邊牆外側，負責為“大明看邊”（《清代文書檔案圖鑒》），“二百年來，俱在近邊住種”（《清代文書檔案圖鑒》），開展農墾，對於明朝“忠順已久”（《清代文書檔案圖鑒》），充當為明朝防御蒙古及其他女真部落的職責。建州女真借助這一地緣優勢，不斷從明朝獲得各種生活、軍事物資，並不斷招徠漢人、蒙古人，在此基礎上整合當地其他民族，形成了滿族，憑借多民族所帶來的開闊而多元的政治視野，建立起開放性、復合性政權，成功入主中原。

　　 可見，中國古代在農牧結合帶的廣闊空間，通過長時期、大規模修筑長城，塑造了有效的社會秩序，推進了經濟的持續發展，促進了民族的互動交融，維護了長期和平穩定，推動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鞏固發展。在中華民族悠久歷史進程中，長城扮演了重要角色，已成為中華民族的代表性符號和中華文明的重要象征。

　　 （作者：趙現海，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中國歷史研究院重大歷史問題研究專項重大招標項目“大歷史觀下的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研究”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