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律規制促進平台用工算法向善

【析理論道】

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和平台經濟的崛起，我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群體規模持續擴大，在勞動力市場中發揮著愈發重要的作用。在這些變化中，算法技術構成了平台用工模式和新就業形態發展的基礎，引發傳統生產組織和用工管理方式的重大變革。實踐中，互聯網用工平台幾乎完全依賴算法技術來管理訂單分配、人員調度、路線控制、信用聲譽、績效評估、薪酬定價等全流程，以實現優化資源配置和提升運營效率的目標。然而，算法是一把雙刃劍，平台用工算法的不合理利用，不僅會直接影響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益保障，還有可能引發社會公眾對平台算法的信任危機。

近年來，國家相繼出台一系列規范性文件，明確平台企業主體責任，落實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保障。例如，2021年人社部等八部門印發《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市場監管總局等七部門印發《關於落實網絡餐飲平台責任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2024年人社部發布《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規則公示指引》等。此外，《關於加強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綜合治理的指導意見》《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等規范性文件也從算法公平性、透明性、安全性等方面提出要求，為平台用工算法治理提供基本原則與一般規范框架。同時，國家通過專項行動與典型案例發布，進一步推動平台用工算法的規范化治理。但也要看到，目前我國平台用工算法治理仍存在著一般性算法治理規則難以准確指導平台用工場景下具體情境，以及平台用工算法治理規定分散化、原則化等問題。面向未來，如何通過系統化的法律規制引導平台用工算法向善，成為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推動平台用工算法規則向善

算法規則是算法運行的基礎，用於定義算法系統的數據處理、運行邏輯和決策依據。平台通過制定並執行用工算法規則，得以實現對作為用戶的勞動者的一般行為控制與權利義務約束，這是平台行使算法權力的重要表現形式。因此，平台企業在設計、制定用工算法規則時，應確保其受到合理性與合法性的約束，即算法規則的設計目標、運行邏輯和數據處理，不僅必須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監管要求，還應當符合基本的倫理和道德標准。

不違反法律法規是在任何社會或經濟活動中使用算法的底線要求。在平台用工場景下，用工算法規則同時涉及勞動者的隱私和個人信息保護以及勞動權益保障兩個法律領域的問題。平台企業和監管部門應當首先確保用工算法規則不違反民法典、個人信息保護法以及勞動法、就業促進法、勞動合同法等相關法律法規關於公民隱私、個人信息保護以及勞動者平等就業權和其他勞動權益保障的一般規定。但在平台算法與勞動用工的交互影響下，傳統性、一般性規范在該特定場景中面臨著規范適用的雙重困境。例如，在個人信息保護法領域，互聯網用工平台憑借其技術與市場優勢，使勞動者概括接受平台關於個人信息處理的格式條款，導致告知同意機制在平台用工場景下的失靈。又如，在勞動法領域，平台勞動與傳統標准工時工作制存在較大區別，難以直接套用現行勞動法規范來保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休息休假權益。為此，亟需針對平台用工與新就業形態的特點，制定規范平台用工的專門立法，為平台用工算法合法性要求提供明確法律依據。

合理性審查是在合法性審查之上提出的更高層次要求，要求算法符合倫理道德和社會價值觀念，避免算法設計和使用對困難群體與社會整體利益造成不公正或傷害。在平台用工場景下，算法規則的合理性要求其設計目標與運行邏輯應當兼顧公平與效率價值，在平台企業、勞動者和消費者等主體之間實現妥當的利益平衡，不會對勞動者的人格尊嚴、身心健康與其他基本權利造成不當減損。在平台用工興起之初，平台企業為追求效率最大化，往往採取“最嚴算法”對勞動者進行高強度的管理和考核，忽視了勞動者的權益保障，造成諸多社會問題。在此背景下，2021年印發的《關於落實網絡餐飲平台責任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要通過“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確定訂單數量、在線率等考核要素，適當放寬配送時限，就是出於避免平台用工算法的極端化與不合理要求，讓外賣送餐員感受到算法人性化關懷的倫理價值考量。此外，合理性標准也是合法性標准的有益補充，能夠以更為靈活和柔性的治理方式彌補因法律滯后所帶來的算法規制漏洞。隨著技術發展和社會價值觀的變化，合理性標准也可以為合法性標准的更新提供依據，推動法律法規的動態調整和持續改進。

促進平台用工算法過程向善

程序正當性也是平台用工算法善治的關鍵環節。平台在制定並執行算法規則的過程中，應當遵循公開透明、可解釋、可救濟和可監督等程序正義的基本原則，增強用戶和社會公眾對算法系統的信任和接受度，促進算法技術健康發展。

首先，在平台用工算法規則制定過程中增加必要的社會協商與公眾監督機制。平台企業應當建立常態化的社會協商機制，聯合勞動者代表、工會組織、行業協會、法律與技術專家、監管部門等多方主體，定期組織召開社會協商會議，就訂單分配、配送時間、報酬計算、績效考核等主要用工算法進行討論，充分聽取各方意見，為兼顧各方利益、提升算法規則的實質公平性提供程序性保障。同時，在不損害平台企業商業秘密的前提下，也可以將協商過程、結果以及針對性的算法優化情況向社會適度公開，鼓勵公眾參與監督，並提出改進建議。

其次，在平台用工算法自動化決策過程中落實平台勞動者的正當程序權利。平台用工算法自動化決策是指基於算法規則，以算法自動化方式做出或支持的對於特定平台勞動者產生重大影響的具體決策，包括對平台勞動者的注冊登錄准入和賬戶的限制、暫停或終止，平台勞動者的訂單獲取、任務單價、收入金額以及工作路線、工作時間等具體的工作執行與工作條件的決策。前述決策均有可能對勞動者的平等就業權、勞動收入和職業健康安全造成實質性影響，屬於應當受到監管的高風險決策系統。為此，應當明確要求平台企業在自動化決策系統的設計和開發階段，設置適當的操作界面、配備合格的監督人員並制定配套的程序規則，建構並完善常態化、規范化的通知說明機制、異議申訴機制和人工復核機制，積極保障平台勞動者的知情權、異議權與拒絕算法自動化決策權等正當程序性權利的實現。同時，還應明確平台企業有義務通過技術手段確保自動化決策過程、異議申訴過程以及人工審核過程的可追溯性，並在司法程序中就其所掌握的事實承擔証明責任，為處於信息不對稱地位的勞動者一方提供權利救濟的程序便利。

最后，平台用工的算法規則與算法過程向善還離不開完善的實施機制予以確保。一方面，平台企業應當主動實行自我合規管理，通過用戶反饋、算法效果評估等內部監測機制，及時發現算法運行過程中暴露出的潛在問題，並對用工算法進行持續優化，提升算法公平性、有效性與安全性。另一方面，網信部門與勞動行政部門也應當加強對平台用工算法監管的部門協調聯動，通過明確執法權限、加強信息共享和建立聯合執法機制，進一步建立健全平台用工算法運行的事前合規審計、事后監督審查與實時動態監測機制，確保其始終符合社會公共利益和勞動者權益保障的基本要求。

算法並不僅是一種技術手段，還體現了算法技術在平台用工管理過程中的具體應用方式，體現了技術與社會關系之間的復雜互動。因此，我們不僅要關注技術本身對社會生產組織形式與用工管理方式帶來的影響，也要思考究竟應當以何種價值共識形塑算法技術的作用目標及其社會效果，保障技術進步公平地服務於所有使用者的整體福祉。通過更加系統化的法律規制與技術創新，以算法善治共同引導平台用工算法向善，是保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合法權益，推動平台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

（作者：陳靖遠，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未來法治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