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創造性破壞效應”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必須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健全新型舉國體制，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創新是高質量發展的第一動力，不僅可以突破發展面臨的要素資源制約，推動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升級，還能有效應對某些西方國家對我國經濟和科技領域的打壓。創新的地位和作用如此突出，其深層次邏輯源於其引發的創造性破壞效應。

“創造性破壞效應”一詞由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 熊彼特提出，是指在創新過程中新技術、新產品或新商業模式等從內部革新經濟結構，淘汰舊的技術和生產體系，導致傳統的行業、企業和就業形式被取代，並建立起新的技術體系和生產體系，催生新產業、新企業和新就業模式，進而推動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提出了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對現代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指出創新涵蓋新產品、新生產方法、新市場、新供應來源、新組織形式五個方面的經濟活動。隨后，他在1942年出版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一書中明確提出“創造性破壞”概念及理論，在分析創新如何推動生產力變革和技術變革時，熊彼特將這種產業變遷的過程描述為“不斷地從內部使這個經濟結構革命化，不斷地破壞舊結構，不斷地創造新結構”，並借用生物學術語，進一步將其命名為“創造性破壞”。需要指出的是，熊彼特本人坦承其創新理論受到了馬克思創新思想的影響。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行中企業家通過不斷創新生產方法、發明和使用新技術、推動企業分工以及拓展市場等方式提高收益，實現價值增值和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規律。

理解“創造性破壞效應”為何對現代經濟發展如此重要，必須把握“創造性”與“破壞性”的辯証統一關系。創新必然帶來創造性，它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也就是“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會帶來新產品、新市場等。同時，創新也會帶來對舊結構、舊平衡的破壞，可能引發一定的經濟波動。從長期看，創新帶來的新技術等產物會迭代或破壞原有的經濟和社會結構，但最終會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新動能。例如，新能源汽車的發展顛覆了傳統汽車動力技術，沖擊傳統汽車行業，但也是我國邁向汽車強國之路的重要一步，並為綠色可持續發展帶來更多可能﹔又如，人工智能技術雖對教育、金融、醫療等行業有一定的就業替代效應，但也提高了社會生產效率，逐步創造了新業態和新崗位。因此，雖然創新帶來的創造性破壞效應在短中期內可能會帶來行業變遷和失業等問題，但是，從總體和長遠趨勢來看，這些效應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帶來新分工、新部門、新業態，優化資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所以，要以長期主義和樂觀積極的態度看待這些影響，努力放大“創造性”，合理應對“破壞性”，爭取以創造性帶來的增量彌補破壞性帶來的減量。

工業革命以來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實踐証明了創造性破壞效應是客觀存在的。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迅猛發展，人工智能、大數據、生物技術、綠色能源等前沿科技領域不斷取得突破性進展，這些新技術正在深刻改變著我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和國際競爭格局。創新能力愈加成為各個國家競爭的焦點，特別是一些原始創新和顛覆式創新，一旦產生會極大影響人類生產生活方式與前景。當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轉型發展必須通過創新來實現，在經濟結構、效益和安全性等方面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推動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實際上就是要充分利用創造性破壞效應中的正向作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積蓄力量。

創新活動帶來的創造性破壞效應是不可避免的，合理發揮其對我國現階段發展的有利作用是當務之急。一是培育支持鼓勵創新的體制機制與寬容失敗的創新文化與創新生態。一方面，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提供穩定的稅收優惠和研發補貼，培育耐心資本和創新型人才，構建全面支持創新的體制機制。另一方面，提升社會對創新的包容性，建立創新容錯機制，積極營造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社會氛圍。二是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和企業的作用。健全市場競爭機制，弘揚創新進取的企業家精神，使企業真正發揮創新主體的主觀能動性。特別是要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充分發揮其高度的市場敏銳度與試錯包容度的優勢，通過市場需求引導創新方向。三是正確處理“破與立”“活力與秩序”“發展與安全”的關系。堅持破與立的辯証統一，破立並舉、先立后破，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減輕創造性破壞效應帶來的不利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