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的原創性貢獻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戰略高度，拉開了新時代脫貧攻堅波瀾壯闊的序幕，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立足我國國情，把握減貧規律，出台一系列超常規政策舉措，構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體系、工作體系、制度體系，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減貧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是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發展成熟最為重要的時期，習近平總書記主導並發展的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由一系列具有自主性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有機構成，如“兩不愁三保障”“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五級書記抓扶貧”“六個精准”“五個一批”等，在本體論層面闡明了中國特色反貧困事業的政治性，在價值論層面彰顯著中國特色反貧困事業的人民性，在實踐論層面探索出中國特色反貧困事業的規律性。

深刻認識貧困本質屬性，在本體論層面闡明中國特色反貧困事業的政治性。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看來，貧困是與所有制聯系在一起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貧困與資本主義私有制具有內在聯系。最早涉及貧困問題的西方學者盧梭將私有制導致的不平等視為貧困的根源。貧困，在本質屬性上，並非飢餓問題、營養問題、收入高低問題，而是涉及人類社會制度的核心問題。唯有通過階級革命，建立具有制度優勢的社會主義制度才能真正消除貧困。從這個意義上，新中國的建立為擺脫貧困創造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這是中國特色反貧困事業與西方國家反貧困之間的本質區別，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必須解決一個落后農業國因生產力水平長期低下形成的貧困問題。

制度上的優越性使得中國特色反貧困事業從一開始就離不開黨的堅強領導，具有鮮明的政治屬性。肩負著以制度優勢消除貧困的政治使命，黨的政治承諾是反貧困最難得的政治資源。當今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絕對貧困問題依舊形勢嚴峻，沒有共產黨巨大的政治勇氣和黨中央強有力的領導力，中國不可能在70多年的時間裡從一個“一窮二白”的農業國消除絕對貧困。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認識到，“脫貧攻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隻有打贏脫貧攻堅戰，才能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根據2011年新的國家扶貧標准，12238萬人被納入扶貧對象。我們在口述資料的實地採集中，真切地認識到，不僅扶貧標准不斷提高，貧困人口不減反增，而且這些貧困人口主要分布在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分布在最難攻克的深度貧困堡壘之內，加之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又給打贏脫貧攻堅戰帶來嚴峻挑戰。可以說，沒有習近平總書記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的政治決心和政治智慧，沒有全體中國共產黨人將擺脫貧困視為必須完成的政治任務，就不可能取得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

深刻領悟脫貧價值精髓，在價值論層面彰顯中國特色反貧困事業的人民性。消除絕對貧困是不是一個都不能少，消除絕對貧困是不是反貧困事業的終點，窮人是反貧困事業的主體還是客體，都涉及反貧困的基本價值立場問題。自人類踏入工業社會以來，各國反貧困實踐為理論研究者提供了豐富的實踐之源，涵蓋了經濟學、人口學、政治學、社會學、發展學、人類學等諸多學科，還產生了阿馬蒂亞·森、阿比吉特·班納吉等多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國外學者的研究將貧困歸因於個體因素（如懶惰、缺乏道德、生理缺陷、窮人思維）、結構因素（如制度因素導致的福利缺失、權利和機會缺失）、文化因素（如貧困文化或貧困陷阱）等。從英國的“舊、新濟貧法”到美國的“向貧困宣戰”，從聯合國的“千年發展目標”到世界銀行的“反貧困報告”，不同國家和國際機構實施的一系列反貧困行動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不管是在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還是廣大發展中國家，都有10%左右的社會底層群體。與西方社會相比，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反貧困主張在價值取向上也有明顯差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不患寡而患不均”“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等思想無一不體現了均富濟貧、小康與大同、以人為本的價值追求。

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不僅開辟了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更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度結合，彰顯其顯著的人民性。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沖刺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決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地區、一個貧困群眾”“一個都不能少”“一個民族都不能少”，都是要徹底解決最后的10%的貧困群體的生活問題。在口述資料採集過程中，我們發現，脫貧摘帽不僅解決了貧困人口“兩不愁三保障”的生存性需要和發展性需要，更是從深層次解決了窮人作為人的尊嚴問題，以及向現代生活轉型的一系列思想觀念變革。第一次刷牙、洗澡、照鏡子，第一次用衛生馬桶、住干淨居所，“光棍”得以娶到老婆，婦女能夠到醫院分娩等等，窮人有了現代的時間、財產和金融觀念，人口較少民族找回了身份自信和文化自信，等等。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彰顯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打贏脫貧攻堅戰，更是一場全民戰役。窮人不是反貧困事業的客體，被動受援。恰恰相反，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發揮貧困群眾主體作用，扶志扶智相結合，黨員干部扑下身子做群眾工作，形成向上向善的帶動力量，激發起群眾擺脫貧困的內生動力。脫貧攻堅戰拉近了干群關系，黨政領導干部與貧困群體形成密切互動，引發情感共鳴，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深嵌於基層社會的善治之中。

深刻把握脫貧實踐邏輯，在實踐論層面探索中國特色反貧困事業的規律性。如何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解決一個落后農業國因生產力水平長期低下形成的貧困問題，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唯有立足我國國情，在實踐中全面把握脫貧的實踐邏輯，不斷探索反貧困事業的規律性。從解決普遍性貧困、廣泛性貧困問題，到解決轉型期貧困問題，再到解決區域性貧困、結構性貧困問題，最后到瞄准深度性貧困問題。不同歷史時期，黨團結帶領人民與時俱進，認真研究並實施符合國情的反貧困戰略。無論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大規模掃盲運動和初級教育的普及，還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實施大規模、規范化、常態化的扶貧開發，都在超大規模時空尺度上重新調整人與自然資源的匹配關系。

黨的十八大以來，脫貧攻堅進入關鍵期，黨團結帶領人民出台了一系列超常規政策舉措，構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體系、工作體系、制度體系，拓展了中國特色減貧道路的新實踐，更加有效地發揮了不同機制綜合治理的作用，對消除絕對貧困起到決定性作用。黨建機制，構建了五級書記抓扶貧的一把手負責制，形成了全黨動員促攻堅的大格局，還將黨支部建得好不好列為考核指標，實現了艱巨性與系統性、長期性與穩定性的辯証統一，聚人心與贏信任並舉，提士氣與練干部雙贏。基建機制，實現了水電路氣網等普惠性基礎設施和醫療、教育、科技等公共服務的大規模供給，清除了阻礙深度貧困地區發展的最大障礙。在精准機制上，實行“六個精准”和“五個一批”，形成“對象—項目—資金—措施—成效”的適配閉環。在協作機制上，發揮定點幫扶、對口支援和東西部協作等的幫扶作用，通過聯席推進、結對幫扶、產業帶動、互學互助、社會參與等方式，協助欠發達地區擺脫制約發展的結構性因素。在價值實現機制上，深挖貧困地區的生態價值和文化價值，轉化為發展優勢，推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此外，吸引年輕人返鄉創業就業，動員社會各界力量投入，打造永不離開的鄉村人才隊伍，注重數字賦能和能力建設。

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所蘊含的貧困本體論、脫貧價值論、脫貧實踐論，構成了內在關聯、相輔相成、有機統一的整體。貧困本體論揭示了中國特色反貧困事業的政治屬性，脫貧價值論彰顯出中國特色反貧困事業的人民主體性，脫貧實踐論凝練了中國特色反貧困事業的階段性特征和若干規律。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要進一步學習研究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的重大原創性貢獻，進一步彰顯其中體現出的中國共產黨人乃至全體中國人民的團結奮斗精神，更加積極有為地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推動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