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高質量發展

【學思踐悟】

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是黨中央賦予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重大而光榮的戰略任務。“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是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主要目標、價值歸宿和實踐場域。《國家“十四五”時期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提出，指導建設一批哲學社會科學重點實驗室，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綜合性、復雜性問題。《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提出，建好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是推動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繁榮發展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載體。

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社會治理問題的復雜化要求實証研究突破書齋范式，技術迭代驅動知識生產從單一學科研究轉向跨界協同模式，科學決策需要實現理論創新與實踐驗証的閉環。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通過整合實驗方法、數據技術與多學科智慧，構建了“問題識別—機理探究—政策推演”的全鏈條研究體系，成為強化基礎研究與提出政策建議的重要平台。推動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高質量發展，是搶佔社科研究范式變革制高點、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必然選擇，也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有力支撐。

推進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建設是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迫切需要

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通過深入研究和科學驗証中國實踐，構建植根中國土壤的知識體系。創新研究方法，提供中國方案。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生產的新知識、新工具、新方法，不僅服務於中國問題解決，也為全球學者研究類似復雜社會現象提供新的分析框架和工具選擇。提煉中國理論，講好中國故事。借助創新的研究方法，為解決復雜難題提供中國方案，為世界提供理論創新參考。促進文明交流，貢獻中國智慧。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是具有開放性、包容性的國際化研究合作平台，通過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能夠有效促進科研成果在世界范圍內推廣，形成具有全球共識的知識共同體。

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是以復雜社會系統為對象、以技術驗証為方法、以系統治理為目標的創新科研載體，有助於為破解社會難題提供系統性解決方案。一方面，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不局限於使用傳統社會科學的方法和工具，而是充分利用大數據分析、社會調查、實驗等技術手段，揭示尚未被充分認識的社會問題、潛在風險或深層規律。另一方面，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的核心目標是理解和解決多領域交織的復雜問題，通過將社會科學理論與先進技術方法結合，為應對經濟社會挑戰提供深入分析、科學驗証的政策建議。

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以問題導向和技術驅動為核心，搭建學科交叉融合與知識創新的平台，正在深刻改變傳統文科的研究范式與研究生態。催生研究新領域。在開展復雜社會問題研究過程中，原有的學科邊界逐步被打破，一些新的交叉研究領域自然涌現。催生研究新方法。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為驗証新思想、新理論提供了技術手段和實驗環境。產生新理論新知識。通過學科的交叉融合，形成對復雜社會現象更深刻、更系統的理解，產生原創性的理論成果。這種跨學科知識生產模式，不僅服務於實踐問題的解決，也反過來充實和革新各個相關學科的基礎理論，使學術生產從局部解釋走向系統建構。

建設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的戰略考量與路徑選擇

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以復雜現實問題為導向，深度融合多學科理論與方法，代表著一種新型知識生產模式，強調在應對社會挑戰的過程中創造可靠、可應用的新知識，重塑社會科學研究范式。保障這種知識生產模式的高效、優質運行，需要在研究導向、組織模式和創新生態上進行創新變革。

強化使命導向，聚焦國家戰略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需求。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知識生產的源頭活水和價值歸宿在於回應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解決社會重大問題。面對科研成果“摸不准、用不上、推不開”等現實問題，需要構建“需求識別—成果轉化—制度保障”的貫通機制，確保知識生產活動緊密圍繞需求，並有效服務於實踐。一是科學規劃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的建設與發展。按照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的類型與功能，從中央和地方兩個層面進行系統規劃，重點建設一批國家級和省級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避免“一窩蜂”式建設，提高投資效益，提升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體系化效能。二是建立科研與實踐分層對接機制。建立實驗室與中央和地方政策研究部門、行業主管部門、大型企事業單位的常態化溝通對接機制。三是推動知識生產成果的推廣轉化。鼓勵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開展原創性的知識產品研發，探索建立創新容錯機制，推動研究成果實現從“0”到“1”的突破。暢通成果轉化渠道，面向行業與社會大眾按領域分類發布知識產品，實現研究成果從“1”到“N”的推廣。四是構建戰略與實踐驅動的成果評價體系與激勵制度框架。將原創性、創新性等作為成果評價的主要指標，將政策採納証明、企業應用協議等實效証據納入考核體系。鼓勵長周期成果生產，對已轉化成果進行效果回溯，驅動迭代優化。

創新組織模式，構建適應學科交叉的靈活架構與運行機制。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的創新源於不同學科理論、方法、數據的深度碰撞與融合，形成對復雜問題更系統、更深入的理解。因此，需要通過有針對性的組織模式創新，為跨學科知識生產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和要素支撐。首先，構建共研的跨學科團隊。鼓勵設立“學科橋梁”崗位，培養兼具社科理論素養與技術應用能力的復合人才，彌合學科認知差異﹔建設專兼職相結合的跨學科團隊，專職團隊依據實驗室的功能來配置，兼職團隊依據實驗室項目來組織，靈活高效，進行有組織科研﹔建立“雙聘”制度，破除人事壁壘，並制定跨學科成果認定標准，將合作研究、工具開發等納入職稱評審體系。其次，搭建共融的交流協作載體。推行重大課題雙負責人制，完善跨領域知識產權分配規則﹔定期組織方法論工作坊，加強通識教育。最后，建設共享的基礎設施。鼓勵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尤其是國家級重點實驗室，依據我國的社會實踐，建設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數據庫﹔制定數據分級開放規范，在保障安全前提下促進政府經濟數據、文化資源庫等學術要素流通，提升資源使用效能。

形成創新網絡，營造開放包容協作的知識生產生態。現代知識生產日益呈現網絡化、開放化、協同化的特征。對於系統性問題，其復雜性和規模往往超出單一實驗室的能力范圍。因此，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需要著力構建內外部協同、資源高效流動的開放創新生態。加強對內協同，打破資源孤島，建立跨實驗室數據庫目錄，開放非涉密經濟社會數據，建立實驗室集群數據互認協議﹔推動社會聯動，鼓勵多元主體參與實驗室建設，與企業共建產業創新聯合體，設立聯合攻關基金，形成“企業/地方出題—實驗室答題”的科研模式﹔促進國際融通，搭建國際交流平台，開展國際化學術科研合作，舉辦年度論壇發布自主研究成果，構建“數據共通、問題共研、成果共享”的生態體系，使實驗室成為服務國家戰略的開放型知識樞紐。

（作者：李石勇，系廣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華南理工大學社會科學處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