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重慶新華日報館出版的《論新階段》

1938年12月，重慶新華日報館出版了毛澤東的《論新階段》單行本。《論新階段》是毛澤東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這次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一次重要會議。

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如何正確處理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統一和獨立、團結和斗爭的關系，成為對抗戰成敗具有決定意義的關鍵性問題。洛川會議制定的全面抗戰路線和獨立自主游擊戰的戰略方針，已為抗戰實踐所証明是正確的。

然而，1937年11月底從蘇聯回國的王明，卻試圖改變這一切。

他以傳達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新政策”為名，在1937年12月和1938年3月召開的兩次政治局會議上，對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橫加指責，對洛川會議以來中共中央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許多正確觀點和政策提出批評。他雖然也講了要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但重點在於否定洛川會議以來中央的路線和政策，不點名地批評毛澤東關於國民黨中有左、中、右派的分析，點名批評劉少奇有關“抗日游擊戰爭基本政策”的正確觀點，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把黨和人民軍隊的活動限制在國民黨允許的范圍內。王明的右傾錯誤主張對黨的工作造成危害，使黨未能在1937年冬至1938年春在華中敵后更廣泛地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和創建抗日根據地。

中共中央對王明的右傾錯誤進行了堅決的抵制和斗爭。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時去莫斯科，如實向共產國際說明中國的抗戰情況、國共兩黨關系及黨所採取的路線和政策。任弼時實事求是的匯報，使共產國際領導人對中國的實際情況有了較多了解。8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回國，帶回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並在9月14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口頭意見：“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尤其是朱（德）、毛（澤東）等領導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共產國際認為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復雜的環境及困難的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克思主義。”“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應該告訴全黨，支持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他是在實際斗爭中鍛煉出來的，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

王稼祥傳達的共產國際的正確指示，第一次明確肯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這就從根本上剝奪了王明以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自居、不斷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說三道四的資本，對統一全黨的認識，尤其是對加強中央領導機關的指導思想的一致，起了重要的作用，也為六屆六中全會的召開創造了有利條件。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參加這次全會的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17人，中央各部門和全國各地區負責人30余人。這是1928年黨的六大以來到會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全會。

會上，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這是會議的中心議題。張聞天、周恩來等同志也分別向會議報告了各方面和各地區的工作情況。最后，王稼祥致閉幕詞。

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力求團結與進步——這就是15個月抗戰的基本教訓，也就是今后抗戰的總方針。目前，抗戰正處於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相持階段的過渡時期。我國軍民要抓住敵人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弱點，把正面戰場的抵抗和敵后廣泛的游擊戰爭結合起來，大量地消耗敵人的有生力量，從而促使抗日戰爭轉入戰略相持階段。為了使全黨切實擔當起歷史重任，毛澤東號召共產黨員要在抗日戰爭中發揮實事求是的模范作用。他還特別強調了全黨要深入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指導實踐的問題，要求全黨必須著重地致力並解決普遍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任務﹔必須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予批判的總結﹔必須時刻注意研究黨運動的現狀及發展。

會議再次強調中國共產黨必須獨立自主地領導全國人民進行抗日戰爭，批評了黨內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存在的關門主義和投降主義偏向，尤其是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錯誤主張，強調正確的統戰方針應該是既統一又獨立。全會重申，抗戰時期黨要把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戰區和敵后，堅持獨立自主地放手組織人民抗日武裝斗爭的方針，以主要力量在敵后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建設抗日民主根據地。實際上，這確立了中國革命在抗日戰爭的條件下繼續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全會正確地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確定了黨在抗戰新階段的任務，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進行了全面的戰略規劃，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証了黨中央正確路線的貫徹執行，推動了各項工作的迅速發展。全會確定敵后抗戰總的戰略部署是“鞏固華北，發展華中”。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設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周恩來和劉少奇分別任書記，東南分局改為東南局，項英任書記﹔決定充實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懷、楊尚昆組成常務委員會，楊尚昆任書記。全會還補選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為中央委員會委員。

全會強調鞏固和加強黨的團結的重要性，指出“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團結，是團結全國人民爭取抗日勝利和建設新中國的最基本的條件”。毛澤東系統論述了黨的干部政策問題。他說：“共產黨的干部政策，應是以能否堅決地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和群眾有密切的聯系，有獨立的工作能力，積極肯干，不謀私利為標准，這就是‘任人唯賢’的路線。”全會還對過去反傾向斗爭中給干部亂加罪名、扣帽子的做法予以嚴肅批評。

全會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批准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確路線，基本上克服了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制定了黨領導抗戰的全面戰略規劃，統一了全黨思想，為黨領導抗戰取得最終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六屆六中全會上，許多同志還以親身經歷，說明了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的正確領導者，是經過考驗的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張聞天說：“能否成為黨的領袖，決定於他的聰明能力，對黨的忠實及其實際工作，在最困難的時期最能堅持黨的正確路線。有了這些條件，則不但黨內承認，民眾也承認為革命領袖。”彭德懷在會上說：“黨有了群眾信仰的領袖。在我所知道的十年中，毛澤東同志基本上是正確的。”“領袖的培養，是在堅決斗爭中鍛煉出來的，是由正確的領導而取得的。領袖不能委任，領袖也不是搶來的，領袖是長期斗爭中產生的。”陳雲在會上說：“我感到中央自1935年遵義會議以后到現在，無什麼大的錯誤，這主要是由於中央有遠見，起了把舵的作用。”

六屆六中全會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和步調。正如后來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所評價的：“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沒有六中全會，今天的局面不會有這樣大”。

（資料來源：《印記——檔案中的百年黨史》，曾珺編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