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跡：毛澤東致歐陽山信

1942年4月9日，毛澤東給時任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主任的歐陽山回了一封信：

歐陽山同志：

    來信收到。擬面談一次，如同意，請於今日惠臨一敘，並盼與草明同志偕來。此致

敬禮！

毛澤東

四月九日

草明是歐陽山的妻子，時任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特別研究員。此前，歐陽山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建議，黨迫切需要制定一套明確的文藝政策來指導文藝工作。這一想法恰恰與這一時期毛澤東對於文藝工作的思考相契合。於是，毛澤東便給歐陽山回信，想與其面談。在這次面談中，毛澤東提到了黨中央即將召開一次文藝座談會。而這次文藝座談會，在黨的歷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

抗戰爆發后，大批文藝工作者從全國各地奔赴延安和各敵后抗日根據地。他們運用美術、舞蹈、音樂、戲劇、詩歌等多種形式，創作了一大批優秀文藝作品，表現了抗日根據地對敵斗爭的熱情現狀，謳歌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武裝力量，極大地鼓舞了根據地軍民抗日斗爭的熱情。

但同時，由於這些文藝界人士大多是在抗戰爆發后從上海等大城市來到延安的，在如何將文藝同工農兵結合的問題上缺乏正確認識，持有工農兵頭腦簡單、藝術要脫離政治、作家可以不要馬列主義等錯誤觀點的人也不在少數。一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作品仍存在一定市場。更令人擔憂的是，文藝界長期積累的宗派主義現象也開始在根據地滋生。這些問題，引起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視。

1942年4月，毛澤東先后約見了艾青、劉白羽、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曹葆華、姚時曉等20多人，系統了解了延安文藝界的現狀，為構思中國革命文藝的前進方向與發展道路作了認真的調研。針對延安文藝界存在的問題，毛澤東認為很有必要召開一次座談會，讓文藝工作者自由辯論，各抒己見，最后把大家的思想統一到革命的道路上來。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藝座談會在楊家嶺中共中央辦公廳一樓召開。

會議由凱豐主持，他簡要講了幾句開場白后，就請毛澤東講話。毛澤東首先講了開會的目的，接著講為達此目的應該解決文藝工作者的立場、態度、工作對象、工作和學習五個問題，並逐一作了精要闡述。

在講話中，毛澤東還對自己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評，說自己當學生時認為世界上最干淨的隻有知識分子，工農比較臟。后來和工農在一起革命了，才發現自己當年大大的錯誤。毛澤東對自己的深刻剖析，徹底消除了與會代表的顧慮。蕭軍性格剛直而狂放，首先起身發言。他說：這樣一個會，我看了情況就可以寫十萬字。我是相信羅曼·羅蘭提倡的新英雄主義的，我不單要做中國第一的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的作家。發言的最后，蕭軍提出了作家應不受組織指揮，保持獨立、自由的觀點。胡喬木隨即對蕭軍的觀點進行了駁斥，認為文藝需要黨組織，現在要解決的是“黨如何領導文藝”的問題。兩人你一言我一語地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這時，天色已晚。凱豐建議休會。毛澤東意識到開幕會已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同意休會，建議在16日繼續進行大會發言。

5月16日，座談會進行第二次會議，繼續進行個人發言。艾青在發言中主要談到了“文藝與政治的關系”。他認為：“政治、軍事、文藝是一家，但誰也不領導誰。”“文藝不應該成為政治的附庸和留聲機。政治家應該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吳奚如並不認可這種觀點。他主張：搞文學應該有個立場，現在革命文學的這個立場就是一切有利於抗日。民眾劇團團長柯仲平一向主張文藝普及化。他排演的平民戲《小放牛》多次巡回演出，百姓十分喜愛，每當演出完畢，還主動送雞蛋給演員。他在發言中又以此事為例，論証自己的觀點，顯得十分自豪。歐陽山尊和吳亮平的發言觀點比較一致。兩人深刻檢討了來延安后自身小資產階級感情沒有改造完全的現狀，表示應進一步轉變立場感情，多向工農兵和實際學習，不點名地批評了蕭軍、艾青的觀點。丁玲的發言引起了毛澤東的深思。當時，她的《三八節有感》正遭到批判，這讓丁玲對“文藝到底以歌頌為主還是以暴露為主，還是一半一半”的問題把握不准。丁玲的這個問題在文藝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毛澤東當時並沒有予以系統回答。會議整整開了一天，毛澤東都在認真地聽取大家的發言並不時地作著記錄。

5月23日下午，舉行第三次大會。得知毛澤東要在這次會議上作結論，到會人數比前兩次都多，約有120人。會議先由朱德發言，之后照合影，最后由毛澤東作結論。朱德在發言中一改往日沉穩持重之風格，批評了一部分文藝工作者看不起工農兵的錯誤觀點，並說自己就是因為看到共產黨能救中國而由舊軍人“投降”共產黨的，建議文藝工作者要創作多反映前方的武裝斗爭和后方的生產斗爭的作品。照完相后，天色漸暗，會場移到中央辦公廳大樓前的空地上進行。工作人員用三根木杆搭成一個三角形木架，挂上汽燈，搭建出一個簡易會場。人們圍坐成一個橢圓形的大圈，聽毛澤東作結論。

這次會議的結論是毛澤東經過深入思考並充分吸收其他幾位中央領導同志的意見后形成的。毛澤東在結論中首先談了文藝為什麼人服務以及如何去服務的問題。他明確指出：文藝應該為人民大眾服務。他批評了文藝界一定程度存在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群眾的傾向，指出：“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過去有些同志間的爭論、分歧、對立和不團結，並不是在這個根本的原則的問題上，而是在一些比較次要的甚至是無原則的問題上。”那麼，應該如何為人民大眾服務呢？毛澤東認為，文藝工作者應該深入實際，改造世界觀，與工農兵相結合，努力把普及和提高結合起來。

毛澤東還談了文藝工作的黨內關系和黨外關系。他說：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的。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但又反轉來給予偉大的影響於政治。我們所說的文藝服從於政治，這政治是指階級的政治、群眾的政治，不是所謂少數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論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階級對階級的斗爭，不是少數個人的行為。黨的文藝工作者首先應該在抗日這一點上和黨外的一切文學家藝術家（從黨的同情分子、小資產階級的文藝家到一切贊成抗日的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文藝家）團結起來。

毛澤東希望廣大文藝工作者積極投入整風運動，劃清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兩種思想、革命根據地和國民黨統治區兩種區域的界限，毫不遲疑地同新的群眾結合起來，克服唯心論、教條主義、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群眾等缺點，寫出為人民大眾所熱烈歡迎的優秀作品。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圍繞“我們的文藝是為什麼人的”和“如何去服務”兩個問題，緊緊抓住了主要矛盾，明確了文藝為人民大眾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解決了長期以來沒有解決好的文藝的革命方向問題，一掃延安文藝界的不良風氣。

會議結束后，廣大文藝工作者以此為指導，開始深入基層，接觸群眾，堅持文藝為人民大眾、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在斗爭實踐中創作出了諸如《白毛女》《逼上梁山》《小二黑結婚》《王貴與李香香》等一大批優秀的文藝作品，繁榮和發展了延安文藝事業，有力地支援了前線抗戰事業，推動中國文藝運動走向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資料來源：《印記——檔案中的百年黨史》，曾珺編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