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經濟學：人文與經濟如何互相賦能

【圓桌對話】

編者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杭都是在經濟發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發達的地方，經濟照樣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這裡面的人文經濟學。”在中國式現代化和文化強國加快建設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實現文化與經濟的良性互動，如何更加深入挖掘人文經濟學的理論內涵和時代價值，為知識界廣泛關注。近日，光明智庫組織了文化強國系列論壇的第五期，邀請相關學者圍繞“人文經濟學”這一主題展開討論。

與談人

孫俊芳 蘇州大學人文經濟學研究院研究員、商學院教授

羅衛東 浙江大學人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經濟學院教授

魏建 山東大學人文社科期刊社社長、經濟研究院教授

李杰 暨南大學產業大數據應用與經濟決策研究實驗室主任、產業經濟研究院教授

主持人

本報記者 陳恆 陳之殷

人文經濟學的理論內涵

光明智庫：何為“人文經濟學”？如何理解“文化很發達的地方，經濟照樣走在前面”？

魏建：從經濟學的發展歷史來看，如何實現經濟增長始終是經濟學研究最為核心的問題之一，歷代經濟學人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這個問題的答案。要素角度的回答，主要是挖掘直接影響經濟增長的關鍵要素，土地、資本、人力資本、科學技術等要素的作用先后被強調。制度角度的回答，則是強調市場培育、分工、政治經濟制度等因素對於經濟增長的作用。實際上，在早期的經濟學研究中，文化因素是被包括在其中的，不論是亞當·斯密，還是馬克思都有過深刻的分析。但隨著學科專業化的推進，文化因素被主流經濟學所忽略或放棄。與經濟增長的直接推動因素相比，文化本身難以被度量，這成為追求實証計量的經濟學放棄文化分析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文化是更為基礎的因素，其發揮的作用是長期的、潛移默化的，放棄文化分析的經濟增長理論是不完整的。

習近平總書記所觀察到的“文化很發達的地方，經濟照樣走在前面”，是經濟和文化之間的最優組合。從經濟方面來看，經濟增長不僅要追求物質財富的增長，還要追求文化生產和文明提升，要將相當部分財富投入文化生產之中，將經濟增長看作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手段。從文化方面來看，要在價值觀上鼓勵對經濟財富的追求，在如何實現經濟增長上形成社會共識，更重要的是要在根本上形成包容與創新的文化。隻有具備這些基本條件，才有可能出現經濟發達、文化繁榮的局面，才能形成文化為經濟增長提供思想和路徑支持、經濟增長為文化繁榮提供物質基礎的互融互促結果。當前中國經過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面臨的挑戰不再僅是如何實現經濟增長，而是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在此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基於對蘇杭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刻觀察，提出要研究“這裡面的人文經濟學”，實際上反映出他對於高質量發展的理論思考，人文經濟學就是要回答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路徑和標准要求問題。

孫俊芳：習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語》中指出：“所謂文化經濟是對文化經濟化和經濟文化化的統稱，其實質是文化與經濟的交融互動、融合發展。”人文經濟學，正是文化與經濟在總體上相互交融、互動發展的一種良性發展方式，呈現出文化經濟化、經濟文化化雙向貫通的狀態。

文化經濟化是指利用經濟手段將文化從抽象的精神形態轉化為物質生活中的具象表達，以文化為支點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其中，文化資源的經濟化利用是文化經濟化的核心內容，文化產業是文化經濟化的關鍵領域。對文化遺產、藝術作品、傳統技藝等各類文化資源的開發與轉化，不僅能夠實現其社會價值的延續，更能夠釋放出實際的經濟效益。同時，文化不斷突破產業邊界，與各類經濟領域深度融合，形成多元互動、協同共生的發展格局。比如，近期“蘇超”成功出圈，就是以體育之名，讓文化唱戲，激發文旅、消費等多元經濟活力。

經濟文化化是指賦予經濟發展深厚的人文價值，以文化引領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首先，經濟文化化突出了文化在經濟發展中的引領作用，使經濟發展不再局限於物質層面的提升，更注重價值觀塑造、文化認同和精神追求，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與文化高度繁榮的有機統一。其次，經濟文化化通過文化力量提升了經濟組織的運行效率，增強了社會的凝聚力與認同感，促進了不同社會主體之間的溝通與協作，使社會在應對復雜問題時更加高效協同，從而提升經濟系統的整體效能。當先進文化與生產力中的活躍因素結合，勞動者的創造力和積極性被充分激發，就會推動生產對象的拓展和生產方式的革新，進而實現生產力的飛躍式發展。

文化經濟一體化是指通過文化與經濟的結構性互嵌，實現文化與經濟互融互促，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一方面，文化為經濟活動注入了獨特的價值和吸引力。通過融入不同的文化元素，經濟活動能夠更有效地滿足消費者的情感需求和文化認同感。文化創意等相關產業的蓬勃發展就是文化與經濟融合互促的直接體現。另一方面，經濟的發展也為文化的繁榮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經濟增長帶來的資金和資源，為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更為充分的支持。文化與經濟的深度融合，不僅帶來實質性的經濟效益，更賦予社會豐富的文化價值，形成顯著的綜合效益。兩者互融互促，推動社會多元化與包容性發展，提升公眾的文化素養和社會認同感，從而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和諧進步提供有力支持。

人文與經濟互相賦能的實踐探索

光明智庫：以人文底蘊驅動經濟發展、以經濟發展厚植人文底蘊，各地有哪些實踐探索或經驗？

羅衛東：蘇杭地區悠久的文化底蘊與經濟發展之間，形成了深刻而良性的互動關系。杭州作為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與中國六大古都之一，其數千年發展歷程構建了完整的歷史文化序列，涵蓋跨湖橋文化、良渚文化、吳越文化、南宋文化、明清文化及近現代文化等階段。這種連續性的文化積澱不僅構成城市的精神內核，更形成推動經濟發展的深層動力機制。

一方面，文化為經濟發展提供“基因密碼”和“價值內核”。首先是精神驅動機制：浙江人“敢為人先、堅忍不拔”的精神，塑造了企業家的風險偏好與行為模式，形成了民營企業敢冒風險、敢闖敢干的獨特精神氣質。“弄潮兒”文化所蘊含的風險承擔意識與突破精神，使浙江在數字經濟、跨境電商等領域形成先發優勢。“四千精神”使得浙商群體在創業的道路上披荊斬棘、善作善成。其次是價值引領機制：浙東學派“義利並重”思想塑造了浙江的市場倫理，這種文化基因使得企業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更加注重社會責任，形成了健康的市場生態。再次是經驗傳承機制：浙江傳統手工藝（如龍泉青瓷、東陽木雕）的技藝譜系，通過師徒制等非制度化方式實現代際傳遞，為現代文創產業提供工藝基礎與文化符號。

另一方面，經濟為文化發展提供“存續載體”和“實踐場域”。例如，杭州經濟的發展使得西湖、西溪、大運河等綜合保護工程得以實施，修復重建眾多人文景點，為文化傳承提供物質基礎。同時，經濟發展帶來的市場需求，促使文化產業不斷創新，如杭州動漫、電競、影視生產等文化創意產業的興起，就是經濟推動文化創新發展的體現。

孫俊芳：蘇州擁有2500多年歷史，文化底蘊深厚，孕育出崇文重教、精工重商、開放包容的文化基因。首先，蘇州自古便是“狀元之鄉”，今日更成為“院士之城”。崇文重教、尊師厚學的優良傳統，為蘇州繁榮發展培養出大量優秀人才。其次，蘇工蘇作歷來是蘇州極具辨識度的文化標識，廣大能工巧匠追求極致、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傳承至今，使蘇州成為“全球手工藝與民間藝術之都”。再次，蘇州歷來重視實業和商業活動，近代更涌現出一大批具有開拓精神和實業報國情懷的民族企業家，形成了崇尚實業、勇於創新的精神。最后，持續活躍的商業交流，使蘇州形成了開放包容的文化環境，不僅孕育了豐富多彩的工藝美術、戲曲藝術和人文思想，也促使蘇州積極吸收國內外先進理念與技術，形成文化與經濟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獨特格局。

改革開放以來，蘇州在以“張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園區經驗”為代表的“三大法寶”激勵下，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蘇州新實踐之路。這既是蘇州深厚文化底蘊與創新精神的自然延續，也是傳統人文基因與現代經濟社會發展有機融合的生動體現。蘇州的實踐充分表明，深厚的文化積澱與活躍的經濟發展之間形成了良性互動，這不僅是城市持續繁榮的內在動力，也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力量。

李杰：實際上，不僅僅是蘇杭地區，我國很多地區都在獨具特色的人文傳承中，孕育出符合本土特點的文化與經濟良性互動的實踐經驗。以廣東為例，廣東融匯中原文化、南嶺特質與海洋文化，孕育出“厚於德、誠於信、敏於行”的獨特人文精神，這一文化基因深刻塑造了區域經濟發展路徑：一是開放包容的文化基因，引領制度創新與市場繁榮。歷史上“一口通商”的廣州十三行，近代“開風氣之先”的嶺南思想，都為改革開放后廣東率先擁抱市場、大膽探索提供了精神動能。深圳從邊陲小鎮到國際大都市的崛起，正是“敢闖敢試、敢為人先、埋頭苦干”特區精神的最佳注腳。二是務實重商的傳統，滋養強大市場主體與產業集聚。“廣貨”名揚天下，粵商足跡遍及全球，其背后是務實求變、重視契約、崇尚效率的地域文化力量。珠三角專業鎮經濟的崛起，如佛山的陶瓷、順德的家具、東莞的電子，無不浸潤著精工細作、深耕市場、抱團發展的工商傳統。三是深厚多元的地域文化資源，轉化為特色經濟優勢。廣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等滋養了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催生了文旅融合、文創賦能等新業態，有力支撐了縣域經濟和鄉村振興。四是僑鄉紐帶聯結全球，拓展經濟人文交流深度。獨特的僑鄉文化不僅帶來資金和技術回流，更成為聯結世界、傳播中國文化、吸引國際要素的重要橋梁，其經濟外溢效應顯著。

人文與經濟互相賦能的實現路徑

光明智庫：進一步推動人文與經濟互相賦能，有哪些具體辦法？

孫俊芳：從產業發展這一“硬”的層面來講，推動文化基因深度融入現代產業價值鏈，是實現產業高質量發展和培育城市競爭優勢的重要路徑。一是強化“文化+科技”雙輪驅動，加快培育文化新業態、新場景、新模式，持續拓展文化產業發展空間。通過運用前沿技術，將傳統文化資源數字化、智能化和場景化，豐富文化產品的表現形式，打造更加多元化和創新性的文化消費場景。二是注重文化基因在產業鏈各環節的系統嵌入，全面提升產業附加值和市場辨識度。文化不應只是產品附加的符號，而應深度融入產品創意、設計研發、制造生產、市場推廣和服務體驗等各個環節，使其成為產業鏈的內在驅動力。三是完善產業鏈上下游生態體系，形成協同創新合力。通過政策引導與市場機制協同推進，支持文化企業與制造業、科技平台等多方協作，打通內容生產、技術賦能、渠道推廣和終端消費全鏈條。鼓勵龍頭企業整合高校、園區及投融資資源，打造區域文化產業集群，培育具有地方特色和全國影響力的企業與平台，構建良性產業生態。同時，加快數字平台建設，推進文化資源整合和開放共享，推動文化與旅游、電商、娛樂等多領域深度融合，開辟產業發展新路徑，促進文化價值與經濟效益的雙重提升。

羅衛東：從人文環境這一“軟”的層面來講，要通過人文環境的完善提升，突破傳統要素驅動模式，構建文化惠民—文化化民—文化富民的遞進路徑，形成以人的發展為核心的新增長邏輯。首先，通過文化惠民促進消費升級，進而促進經濟循環。比如，西湖景區免費開放的制度創新，打破文化資源的封閉性，既提升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水平，又通過游客流量增長帶動關聯產業擴張，形成“免費—流量—消費”的經濟轉化機制。打造“15分鐘品質文化生活圈”與“文化優享”數智平台，使文化消費從邊緣需求轉化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驗証了文化惠民政策對內需擴張的乘數效應。其次，通過文化化民促進人才集聚，進而優化生產要素配置。開展文明實踐活動，構建城市文化認同，通過良好的城市形象與市民素質的提升，吸引大批人才流入，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智力支持與創新活力。比如，杭州連續多年獲評“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成為人才集聚高地，推動產業結構向知識密集型升級，體現文化軟實力的支撐作用。最后，通過文化富民促進業態融合，進而推動城鄉協調發展。“千萬工程”實施過程中，農村地區將鄉土文化元素植入產業發展，形成農旅融合、民宿經濟等新業態。浦江、桐廬等地推動藝術賦能鄉村實踐，通過打造文化IP提升農產品附加值，打破城鄉要素流動壁壘，使鄉村文化資源轉化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均衡器。

李杰：從文化體制改革層面來看，首先要強化頂層設計，在國家規劃中融入文化經濟融合目標，破除條塊分割並推動多部門協同﹔其次，加強文化遺產知識產權保護，探索文化要素價值評估機制，推動文化資產參與市場交易和融資﹔再者，發揮政府引導、市場主導、社會參與的協同作用，支持企業投入文創產業、鼓勵產學研結合、激發創意人才活力﹔最后，建設特色文化街區、文化產業園區、文旅融合集聚區等物理載體，布局高速信息網絡、雲存儲、算力中心等數字底座，提供堅實支撐。比如蘇州元和塘文化產業園區，通過聯合高校共建家居文化產業研究院與知識產權保護中心、成立數字文創產業生態聯盟等舉措，形成文化資產轉化與產業升級的閉環生態。

從推動文化基因深度融入現代產業價值鏈的層面來看，關鍵在於構建“文化引領—科技賦能—產業升級”的協同發展體系。文化作為產業創新的精神內核，通過注入人文價值、創新思維和品牌內涵，為產品和服務賦予差異化競爭優勢﹔科技作為關鍵驅動力，借助數字化、智能化手段將文化資源轉化為可嵌入產業鏈的“文化中間品”，催生新業態新模式﹔產業作為融合載體，可以通過文化賦能提升傳統產業、培育新興產業，最終形成具有文化辨識度和科技競爭力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人文經濟學的時代價值

光明智庫：當前背景下對人文經濟學的強調，具有哪些獨特價值？

孫俊芳：對人文經濟學的強調，是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必然要求。人文經濟學是經濟學與哲學、社會學等學科交叉融合而成的新興學科。它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僅關注文化與經濟的交融互動，還注重探討二者如何在相互作用中實現融合發展，從而推動經濟和文化的共同繁榮。人文經濟學破除了西方經濟學“人文缺失”的弊端，跳出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將文化產業經濟學等同於人文經濟學的狹隘視野，極大地拓展了經濟學的研究范疇。基於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探索，人文經濟學逐漸形成不同於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新范式，聚焦文化與經濟的相互融合、相互促進，強調文化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引領作用，特別突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作用，為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堅實的理論話語基礎，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魏建：人文經濟學是在綜合當今中外經濟學主要理論貢獻基礎上形成的集成性創新。它繼承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立場和方法論，同時也包容西方主流經濟學對於經濟增長的理論判斷。既能夠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礎上進行創新，又能夠與西方主流經濟學進行對話，是一個開放包容的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它是立足於中國實踐的理論創新，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中華文明傳統不僅歷史悠長而且從未中斷，蘇杭地區根植於優秀文化傳統形成了璀璨文化和雄厚的物質基礎，經濟和文化之間形成了互融互促的良性循環，產生了推動經濟社會均衡發展的顯著的持續性內生動力。習近平總書記深入地觀察這個樣板，敏銳地提出了人文經濟學這個命題，不僅為經濟學研究打開了新視野，而且為高質量經濟增長構造了一個初步的理論框架。這個理論框架能夠兼容並包關於經濟增長的中外經濟學理論，與它們展開理論對話，而且承擔起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探索高質量發展有效路徑的使命任務。

李杰：在當前全球發展面臨深刻變革的背景下，深入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文經濟學，不僅契合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更具有深遠的時代價值和全球意義。一方面，人文經濟學為高質量發展注入深層精神動力與文化支撐。它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資源，轉化為經濟發展動能與治理效能，確保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促進共同富裕，賦予發展更強的韌性與溫度。另一方面，人文經濟學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智慧與解決方案。它以“以人為本”“和合共生”“義利並舉”等價值觀為核心，超越了西方固有的零和博弈思維和市場至上邏輯，強調經濟發展應服務人的全面發展，倡導不同文明在平等基礎上交流互鑒、合作共贏。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我國通過“硬聯通”“軟聯通”“心聯通”的立體化合作，推動形成多項國際合作成果，使超過4000萬人擺脫貧困。我國堅持經貿往來與文化交流並重，促進民心相通、增進文明理解，正是人文經濟學理念在國際合作中的生動體現。

人文經濟學的人本理念

光明智庫：人文經濟學的“人文”二字，既強調了文化，應該也有人本之意？

李杰：確實如此。文化繁榮與經濟富強，本質上都是“人的全面發展”這一核心訴求在不同維度的共同呈現與必然結果，它們在“以人為本”的實踐邏輯中高度統一。一方面，人的存在與發展是文化與經濟的共同基點。文化源於人對意義、價值、秩序的不懈探求，塑造著人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構成社會運行的非正式規則和精神紐帶﹔經濟活動，則是人類在特定文化環境中，為滿足生存與發展需要而進行的物質生產、交換與分配活動。離開人這個主體，兩者都將失去意義。另一方面，高質量的發展目標要求文化與經濟的和諧共生。脫離文化滋養的純粹物質增長，可能導致精神的荒漠化和發展的不可持續性﹔反之，缺乏堅實經濟基礎的文化實踐，也難以持久繁榮並惠及大眾。恰如古語所雲，“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文化與經濟猶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共同服務於人的物質富足和精神充盈這一根本目標。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及高質量發展時強調的“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這種協調發展、互相促進、共生共榮的狀態，正是“人的全面發展”這一核心要素在現實世界中的整體映射和必然結果。因此，將文化和經濟視為服務於“人的全面發展”的、相互依存與強化的共生體，方能更深刻把握人文經濟學的精髓。

魏建：不論是從要素角度還是從制度角度分析經濟增長的源泉，西方主流的經濟增長理論有一個共同的不足，即對於人的主體性、能動性強調不足，這些理論往往將人放在經濟增長的客體位置，將人之外的物質要素、制度環境作為核心因素來分析。然而，歷史唯物主義早就充分說明了人民是歷史創造者，隻分析人民這一歷史主體之外的因素，就難以科學、完整地解釋歷史和推動歷史。人文經濟學強調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作為社會主體的人所具有的價值觀及其共識程度，對於經濟增長的方向、內容、水平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人民群眾不僅僅是經濟增長的經歷者更是根本的推動者，人的能動性及這些能動力量所聚合的方向、領域是經濟增長內生動力的重要來源。在這個過程中，經濟在發生改變的同時，人民群眾也在同步發生著改變，進而能動性高低、內容也在發生著改變。這些改變又成為下一步調整經濟增長方向和內容等的重要依據和力量，因此經濟增長才成為基於“人的幸福”的經濟增長，而不是脫離人民群眾的存在，僅僅是財富的堆積。

人文經濟學深化了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人文邏輯。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的終極追求，要實現這個目標就需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推進。因而實現豐富的文化供給是人文經濟學必然的主題。並且，“以人為本”的人文經濟學要求圍繞人民群眾的需求進行文化供給，文化生產要充分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決定了文化生產具有充分的人民性，其內容和風格都以能否滿足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需要為標准。更進一步地，基於人民群眾需要的文化作品和產品匯集在一起，由此形成的優秀文化及其價值觀就成為指引經濟增長的基本理念和價值標准。在優秀文化及其價值觀指引下的經濟增長，就內生性地具有了高質量發展所要求的特征。高質量的經濟增長和優秀文化共同為實現“人的現代化”提供了良好基礎。因此，不僅要積極推動人文經濟學的研究，更要將人文經濟學充分運用於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之中。（陳恆 陳之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