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認識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基本要求

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是我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基石，也是構建新發展格局、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關鍵路徑。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指出，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基本要求是“五統一、一開放”，即統一市場基礎制度、統一市場基礎設施、統一政府行為尺度、統一市場監管執法、統一要素資源市場，持續擴大對內對外開放。這為聚焦重點難點、提升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獲得感提供了根本遵循。

聚焦縱深推進“五統一、一開放”的具體內涵

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要求，構建一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高標准市場體系是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出發點和核心訴求，也是檢驗這項國家戰略建設和落地成效的根本尺度，更是凝聚改革共識、激發內生動力的關鍵引擎。“五統一、一開放”的政策框架為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這一系統工程提供了清晰的方向指引，聚焦通過資源整合、規則優化、破除壁壘，形成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體系。

統一市場基礎制度，這是市場平等競爭的基礎。指的是健全統一的市場准入、公平競爭和社會信用等基礎制度，確保各類經營主體在全國范圍內享有平等的市場待遇，打破地方保護和行業壟斷，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統一市場基礎設施，這是降低市場交易成本的物質基礎。指的是加強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礎設施的統籌規劃和建設，推動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之間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提高市場運行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

統一政府行為尺度，這是規范政府經濟行為的基礎。指的是通過對行政行為的規范，確保各地政府在市場監管、政策制定和執行等方面保持一致的標准和尺度，避免因地方政府行為差異導致市場分割和不公平競爭。

統一市場監管執法，這是規范市場執法尺度的基礎。指的是構建統一的市場監管體系，統一監管標准、規范監管流程、加強執法協同，提高市場監管的公正性和有效性，維護市場秩序，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統一要素資源市場，這是要素自由流動的基礎。目的是促進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等各類生產要素在全國范圍內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打破要素市場的地域分割和行業壁壘，提高要素市場的效率和活力。

持續擴大對內對外開放，這是促進開放競爭、自由流動的基本保障。對內開放是強化對本國國民和民營經濟的開放，促進國內地區之間的充分競爭，提升國內市場一體化水平﹔對外開放是積極對接國際高標准市場規則，擴大制度型對外開放，吸引全球資源和要素，提升國內市場的國際競爭力，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發展。

深刻認識縱深推進“五統一、一開放”的重要意義

在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中，縱深推進“五統一、一開放”具有重大戰略意義，是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舉措。

重塑市場規則體系、破除制度性梗阻的基本需要。統一市場基礎制度通過整合各自為政的分散的准入規則、產權保護和競爭制度，打破地方保護主義和隱性壁壘。統一政府行為尺度，規范和壓縮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政府採購等領域的自由裁量權，避免分散決策的政策碎片化所導致的市場分割，為各類企業營造出穩定透明平等的制度環境。

優化資源配置效率、釋放超大規模市場潛力的基本需要。統一數據、技術等要素市場推動勞動力、資本跨區域流動，解決“用工荒”與“就業難”並存的結構性矛盾。通過建立全國聯動的市場監管網絡，統一監管執法的形式，遏制低價無序競爭和各種地方保護，引導企業專注技術創新而非“政策套利”，激發經營主體活力。

暢通經濟循環、增強內外雙循環韌性的基本需要。通過破除區域壁壘，“五統一”促進了商品和服務在全國范圍內高效流通，形成供需更高水平的動態平衡。“一開放”則推動制度型開放，一方面對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等國際規則，促進內外貿一體化，吸引全球優質要素資源﹔另一方面強化國內市場取向的改革力度，增強民營企業進入能力，有助於本土企業提升國際競爭力。

賦能新質生產力、支撐高質量發展的基本需要。統一大市場消除了“內卷式競爭”，倒逼企業加大研發投入。統一標准體系為各類戰略性新興產業，尤其是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提供統一技術規范，避免重復建設和資源浪費。規范稅收優惠等內容在內的財稅體制改革，引導資源向科技創新領域傾斜，培育增長新動能。

“五統一、一開放”是從“破障”到“立新”的系統性改革、重塑和升級，既是激活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的關鍵抓手，也是應對國際環境不確定性的戰略選擇。其核心在於通過統一規則、開放賦能，推動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深度融合，最終實現資源配置優化、經濟循環暢通、國際競爭力提升的多重目標。

聚焦“五統一、一開放”存在的核心短板

自《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出台以來，“五統一、一開放”在各方面已取得顯著進展，如在基礎制度領域與統一政府行為尺度改革上，形成了“規則統一、監管協同、競爭公平”的制度框架與治理格局﹔在基礎設施領域，形成了“通道+樞紐+網絡”的立體流通、交通、通信等支撐體系﹔等等。但經營主體和民眾普遍反映，目前對這項改革的建設成效感知與預期之間存在著明顯落差，可感知、可觸及、可享有的實際利益即獲得感不足。

立破並舉機制銜接不夠順暢，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獲得感。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仍處於“破”的攻堅階段，地方傳統的財稅補貼、招商優惠等政策受到統一大市場規則的嚴厲約束逐步退出，替代性的產業政策如全國性的創新基金、普惠型支持工具等尚未形成基本的規模，政企雙方陷入舊模式失效、新模式未立的困境。

市場規模拓展滯后於市場規則統一，阻礙市場潛在效能的充分發揮。政策規則“五統一、一開放”作為改革的快變量，已取得顯著進展，但市場規模擴張這一慢變量卻因制度供給不足而出現明顯的滯后，形成“規則先行、容量未擴”的結構性矛盾，導致企業陷入“存量內卷”困境。超大規模潛在市場優勢未能轉化為增長動能，導致企業利潤壓縮、青年就業困難、消費者預期謹慎等不利於穩增長的現象。

政策執行統一規范與執法尺度之間，實際存在各種“區域差”。地方性標准與國家強制性標准並存，且各地對國家標准理解、執行尺度不一，使企業在全國經營面臨合規成本倍增。部分地方存在選擇性執法、地方保護執法、趨利性執法，通過設置歧視性資質要求、設定不合理技術標准、實施變相許可備案、推行特定地方品牌推薦目錄等方式，對外地企業、產品和服務形成“玻璃門”“旋轉門”“彈簧門”。在能源、通信、交通等部分領域存在行業隱性壟斷與歧視，地方性國企或特定經營主體利用優勢地位，對外部競爭者設置接入障礙或實施不公平交易行為。

要素自由流動受制於制度壁壘，各種保護主義隱性存在。部分地區通過稅收返還、土地優惠等變相設置壁壘，干部考核GDP權重仍佔主導，導致重復建設和“內卷式”競爭﹔要素市場分割依然突出，數據要素流通存在“數據孤島”，公共數據授權運營機制尚未完善，企業數據確權規則不明確﹔監管協同與執法效能不足，跨部門數據共享率不足40%。

在實施高水平對外開放過程中，國內市場開放相對不足。尤其是對本國國民和民營企業開放不足，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內需市場擴大、本土企業活力和競爭力。

這些痛點直接導致經營主體尤其是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的經營成本增加、風險上升、預期不穩﹔民眾在消費選擇、就業遷移、公共服務享有等方面感受到不便、不公與不確定性，極大地削弱了對統一大市場建設成效的正面感知。

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實踐路徑

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已從“立柱架梁”進入“積厚成勢”階段，需以“五統一、一開放”為抓手，破解地方保護、要素分割等深層次矛盾，通過制度型開放重塑國際競爭優勢，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持久動力。

健全有利於市場統一的財稅體制、統計核算制度和信用體系聯動改革。改革增值稅中央與地方稅收分配機制，適當減少地方對增值稅依賴，推進消費稅改革，增加地方政府對消費端的投入，促使地方政府將工作重心向市場建設轉移。

引導干部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完善高質量發展考核體系和干部政績考核評價體系。試點將公平競爭、促進要素流動及其效率等指標納入干部考核指標，降低對GDP增長的考核權重。

規范地方招商引資，加強招商引資信息披露。對招商引資項目進行一定的政府扶持不是不行，而是要公開、透明化。這是世界發達國家的通行做法。

依法依規治理企業低價無序競爭，引導企業提升產品品質，推動落后產能有序退出。建立“低價無序競爭”的標准，以行業的平均成本為預警線、以可變成本為底線的衡量低價無序競爭的標准，規范企業市場行為。

打好要素市場化配置攻堅戰。加快數據要素確權立法，盡快啟動全國“數據要素×”大賽，推動醫療、金融等領域的數據流通。完善土地指標跨區域交易機制，擴大建設用地使用權二級市場試點。

加強監管機制創新與能力提升，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監管大數據平台，盡快實現90%以上涉企數據共享。推行“監管沙盒”模式，包容審慎對待人工智能等新業態。

推進高水平開放與國內外規則對接。以海南自貿港為支點，試點CPTPP勞工、環境條款，盡早加入DEPA數字貿易規則談判。加強國際標准合作，推動新能源汽車、5G等領域中國標准國際化。著力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暢通出口轉內銷路徑，培育一批內外貿優質企業。

（作者系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發展研究院常務院長、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