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負責經濟工作的豐富領導經驗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陳雲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要學習陳雲同志的豐富領導經驗。”“在負責經濟工作方面，陳雲同志提出許多重要觀點和重大舉措，探索了創造性解決問題、打開工作局面的有效途徑。”作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陳雲同志參與了黨中央在不同歷史時期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制定和組織實施。他長期負責新中國建設和發展的經濟工作，積極探索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在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為探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作出了杰出貢獻，創造了豐富領導經驗，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

一

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當前以及今后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的主要任務是什麼？一句話，就是搞現代化建設。我國現代化建設是在總結歷史經驗中逐步發展起來的，首先就要對國情有清晰的認識，量力而行。陳雲同志在思考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經濟建設時指出：“我們這些落后國家，不是現代化的問題，而是有無的問題。如果落后些，生產很快，也是好的。我們是在自己的力量基礎上發展和擴大生產的。”（《建國七年來經濟建設的五條經驗教訓》，《陳雲文集》第三卷）這是新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基礎和邏輯起點。1978年12月10日，他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東北組發言時說，“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我國史無前例的一次偉大進軍，必須既積極又穩重”（《關於當前經濟問題的五點意見》，《陳雲文選》第三卷）。他強調：“我們搞四個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強國，是在什麼情況下進行的。講實事求是，先要把‘實事’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什麼事情也搞不好。”（《堅持按比例原則調整國民經濟》，《陳雲文選》第三卷）

與此同時，我們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一定要堅持正確方向。對此，陳雲同志指出：“我們是搞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不是搞別的現代化。我們進行的事業，是社會主義事業。”（《人民日報》1985年7月1日）他表示，四個現代化必須靠黨的領導，在黨的領導下是一定能夠實現的。關於現代化的標准，他認為，“現代化應以最先進的工業為標志，這毫無疑問是可以完成的”（《同心協力建設好寶鋼》，《陳雲文選》第三卷）。“現代化不能比生活。現代化的主要標志是工業現代化。”（《對當前經濟問題的幾點看法》，《陳雲文集》第三卷）尤為重要的是，他認為在搞社會主義建設時，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協調發展，他強調在進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中，如果不同時進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物質文明建設就可能偏離正確的方向，“如果忘記或放鬆抓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建設，物質文明建設也不可能搞好”（《人民日報》1985年7月1日）。

具體到如何實現四個現代化，陳雲同志既重視工業基礎，也強調技術人員的作用。他指出：“我們實現現代化的基地：現有工業是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加以改造和引進新技術。現有技術人員是我們知識力量的基礎。”（《經濟形勢與經驗教訓》，《陳雲文選》第三卷）面對改革開放初期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任務和干部隊伍“青黃不接”的情況，他提出要成千上萬地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沒有老干部不能實現四化，沒有大批知識分子參加到我們黨的干部隊伍中來，也決不能建成現代化的新中國”。他強調，使用和培養大批中青年干部的辦法，要成為制度（《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是當務之急》，《陳雲文選》第三卷）。他認為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當20世紀80年代世界上以集成電路和電子計算機為代表的新的技術革命即將來臨時，他敏銳地指出，這“對我們的國民經濟，對我們的電子工業，都是一場新的挑戰”。“搞四個現代化，沒有集成電路和電子計算機不行。要把集成電路和計算機抓上去，把電子工業搞上去”，要把有這方面知識的人集中起來。因此，“電子工業不僅要搞好科研和生產，也要抓好推廣應用，搞出一項成果，就推廣一項成果，使電子技術在促進國民經濟發展方面，見到大的成效”（《要把電子工業搞上去》，《陳雲文集》第三卷）。

二

加快工業化是國家獨立和富強的必然要求。新中國成立前夕，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明確指出，要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陳雲同志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受命主持領導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為迅速恢復國民經濟，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他統籌各方面力量，打贏了糧食、棉花、棉布、煤炭等方面的“經濟戰”，實現了全國財政經濟統一，穩定了金融物價。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一年財政和經濟工作狀況時，他指出：“恰當地估計中國人與物兩方面的潛力，在人民政權的保証下，我們有極大的創造性的成就的可能”，“必須認識中國社會經濟情況是復雜的”，“向最好的目標爭取，同時又作在最壞情況下的打算，我們就可以立於不敗的地位，穩步地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繼續好轉和根本好轉。”（《人民日報》1950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后的頭三年，黨領導人民迅速恢復了遭受戰爭等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

一要吃飯，二要建設。在當時的條件下，如何處理好吃飯與建設的問題，十分重要。陳雲同志強調建設規模必須同國情國力相適應，要正確處理積累和消費的關系，“如果我們不能解決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便站不穩”（《解決吃穿問題的主要辦法》，《陳雲文選》第三卷）。他特別強調要處理好人民生活與國家建設的辯証關系，指出“我們很可以找出一個民生和建設正確關系的標准”，“工業、交通等內部的基本建設應該有適當的比例”（《正確處理民生和建設的關系》，《陳雲文集》第三卷）。保障人民生活，首先要保障糧食生產，糧食“是經濟建設中必不可少的物資，沒有糧食就不能建設”（《合理調整糧食供銷矛盾》，《陳雲文集》第三卷）。他強調，“糧食問題影響到我們整個的經濟局面。要把被動的局面轉變為主動，糧食問題也就是農業問題，是一個最大的問題”（《糧食問題與市場問題》，《陳雲文集》第三卷）。糧食增產，“要靠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辦法”（《探索農業增產的有效途徑》，《陳雲文集》第三卷），而要使糧食過關，最根本的問題是調動農民的積極性，解決農業問題的“根本出路是農業機械化”（《調動農民積極性是糧食過關的根本》，《陳雲文集》第三卷）。

陳雲同志負責經濟工作的鮮明特點是始終站在政治上認識和把握經濟建設規律，強調經濟工作要根據國家建設的需要，“建設規模的大小必須和國家的財力物力相適應。適應還是不適應，這是經濟穩定或不穩定的界限”（《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陳雲文選》第三卷）。因此，在經濟工作中，國家建設要有重點，注重輕重緩急。他說，“財力物力隻有那麼多，不分輕重緩急，大家一齊上，你擠我，我擠你，勢必因小失大，處處被動”。重點是“從整個國家的全局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考慮的”（《現代化建設和接班人培養問題》，《陳雲文選》第三卷)。根據具體情況，合理安排各項建設的比例是重中之重。他在向周恩來總理報告關於五年計劃問題的信中說：“內容有公私比重、工業農業比重、工業中輕重的比重、每年增加的速率等等。”（《關於五年計劃問題給周恩來的信》，《陳雲文集》第二卷）改革開放之初，他依然堅持按比例原則調整國民經濟，強調“調整的目的，就是要達到按比例，能比較按比例地前進”（《堅持按比例原則調整國民經濟》，《陳雲文選》第三卷）。他善於從全國范圍思考工業布局問題，包括什麼范圍開始建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如何建立工業后方等。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改建鞍鋼時，陳雲同志就強調：“是否按期完成或推遲，關聯到我國的財力和建設的速度”，“集中全國力量首先完成鞍鋼的改建，是我國工業化首要的步驟。”（《抽調技術員工支援鞍鋼建設》，《陳雲文集》第二卷）他敏銳發現提高機械制造能力的重要性：“經濟建設的根本是工業，工業化就是機械化。所以，現在提高機械制造能力與我們目前的國家建設並不矛盾，恰恰相反，它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緊迫任務。”（《提高機械制造能力》，《陳雲文集》第二卷）改革開放之初，中央關於建設寶鋼的意見確定后，陳雲同志指出，“只能搞好不能搞壞”，這件事“關系到國格”（《寶鋼建設只能搞好不能搞壞》，《陳雲文集》第三卷）。他負責經濟工作，一貫從政治上和從全國大局統籌發展，腳踏實地深入推進。

三

陳雲同志積極探索適應我國生產力發展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他研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問題，探索適合於我國國情和人民需要的市場與計劃的關系，在黨的八大上描繪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格局，指出：“在工商業經營方面，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這種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生產計劃方面，全國工農業產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計劃生產的，但是同時有一部分產品是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自由生產的。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裡，國家市場是它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這種自由市場，是在國家領導之下，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因此它是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組成部分。”（《人民日報》1956年9月21日）

陳雲強調社會主義建設要運用價值規律，“我們能夠自覺地運用價值規律，用它來刺激增加更多的產品，提高質量，降低成本，以適應人民需要”。辦工業、辦商業、辦手工業，都要為消費者服務，為消費者打算，為消費者便利著想。為了把市場搞活，增加產品的品種、數量，提高生產者的積極性與適應人民市場的需要，要解決購銷關系、價格政策、組織形式、市場管理和計劃管理，“從節制資本到建設社會主義，特別是多從消費者方面著想”（《要把市場搞活，以適應人民需要》，《陳雲文集》第三卷）。轉變商業的根本問題是增產。陳雲同志強調，首先是農業生產，先活躍農村，再活躍城市。農村活躍了，整個社會都會活躍起來（《先活躍農村再活躍城市》，《陳雲文集》第三卷）。

黨的十二大提出分兩步走，在20世紀末實現工農業年總產值翻兩番的目標。從1981年到1990年的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礎﹔從1991年到2000年的后十年，要進入一個新的經濟振興時期。陳雲同志指出：“要抓住這兩個十年的區別。”“前十年是打基礎的，要把各種關系理順，因此必須穩當，不能搞快了。”（《前十年和后十年》，《陳雲文集》第三卷）他強調，隻有有計劃按比例還不行，還必須有市場調節，要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和進行必要的國家干預，“搞好宏觀控制，才有利於搞活微觀，做到活而不亂”（《人民日報》1985年9月24日）。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綜合平衡。他強調經濟建設必須綜合平衡，這就要研究比例關系。比例是客觀存在，問題在於是不是自覺地去研究、認識（《對當前經濟問題的幾點看法》，《陳雲文集》第三卷）。

改革開放后，陳雲同志積極探索和推進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他認為，經濟體制改革打破了“大鍋飯”“鐵飯碗”，“這是一件大事”。體制改革，農業先走了一步，“財貿的體制改革比農業復雜。內部的相互關系，外部的關系，都比農業復雜。因此，工業體制改革的步子要穩”（《經濟體制改革的意義不下於私營工商業改造》，《陳雲文集》第三卷）。他還強調，體制必須改革，改革必須經過試點，因為試點而使改革的進度慢了，與為了加快改革的進度而不經過試點，以致改得不好，還要回過頭來重新改，這兩種損失相比，前一種比后一種要小些（《關於經濟體制改革問題給周太和的信》，《陳雲文集》第三卷）。

陳雲同志負責經濟工作，為處理和解決不同階段不同領域的經濟建設和發展面臨的問題，總是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重要觀點和重大舉措，探索出創造性解決問題、打開工作局面的有效途徑。他的領導方法、思想和工作方法深刻蘊含著實事求是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他指出：“要把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好，最要緊的，是要使領導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對頭。”（《身負重任和學習哲學》，《陳雲文選》第三卷）他提煉出“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交換、比較、反復”這一充滿唯物辯証法的“十五字訣”，強調“隻唯實，就是隻有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研究處理問題，這是最靠得住的”（《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交換、比較、反復》，《陳雲文選》第三卷）。他把調查研究作為決策的重要前提，強調“領導機關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作調查研究工作”（《怎樣使我們的認識更正確些》，《陳雲文選》第三卷）。他認為，“掌握真實情況很重要。隻有掌握了真實情況，自己心中有數”（《在蘇州調查時的三次談話》，《陳雲文集》第二卷）。而且，“摸業務要在出了問題的時候、碰了釘子的時候、矛盾最尖銳的時候，這樣才能摸得准”（《善於在矛盾尖銳時摸索業務規律》，《陳雲文集》第三卷）。這些思想和主張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出發探索和把握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創造了豐富的領導經驗，蘊含著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至今仍有重要啟示意義。

（作者：宋月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