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數據貿易新優勢

數據是數字經濟的關鍵生產要素，已成為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數據資源豐富，產業體系完備，應用場景廣闊，市場空間巨大。如何用好數據資源、充分釋放數據要素價值值得關注。作為數據資源開發利用和開放共享的重要途徑，數據貿易近年來快速發展，相關創新業態不斷涌現，正成為全球貿易發展的新動力。在此背景下，應搶抓新機遇，加強相關政策與機制創新，不斷破除制約因素，塑造我國數據貿易新優勢。

具有廣闊前景和重要意義

作為數字貿易與服務貿易的交叉領域，數據貿易是以數據產品和數據服務為核心的交易活動。支持數據貿易發展，做強做優數字經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對於釋放我國經濟增長動能具有重要意義。

培育外貿新增長點。近年來，國際環境復雜嚴峻，世界經濟復蘇乏力，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和地緣政治沖突帶來的外需不確定性上升，提前布局、培育外貿新增長點尤為重要。世界貿易組織數據顯示，與數據貿易關聯度較大的全球信息服務出口額從2018年的約409億美元增長至2023年的約638億美元，數據貿易市場顯現出巨大發展潛力。抓住機遇大力促進數據產品和服務出口，能夠推動我國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發展，與貨物貿易互為補充，進而推動我國對外貿易結構更優、質量更高、韌性更強。

推動產業向新而行。數據貿易是我國數據產業參與國際分工合作的重要途徑。積極發展數據貿易，可以有效匯聚全球數據資源、集聚全球數據服務商和數據經紀商、引進和應用國際先進的數據加工處理技術、提升我國數據國內流通和跨境流動治理能力，促進數據產業高質量發展。同時，數據與大模型訓練、自動駕駛等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緊密相關，已成為驅動人工智能技術突破與產業變革的關鍵要素。通過發展數據貿易，形成高水平的數據加工能力、產出高質量數據產品，有利於加快構建我國人工智能產業的數據底座，進而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強大數據要素支撐。

佔據全球競爭主動。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推進，數據貿易發展機遇受到各國關注。不同國家在全球數據貿易價值鏈中的分工與位勢有所不同。美國擁有如亞馬遜、谷歌等一批知名數據服務商、數據經紀公司，每年向全球出口大量數據庫服務、金融數據模型授權和人工智能信息服務，數據貿易規模遙遙領先。歐洲憑借相對完善的數據法律保護體系與規范的數據貿易市場，吸引了大量合規業務，成為全球數據貿易的重要參與方。其他國家或以數據服務外包為主，或停留在原始數據出口階段。面對日益分化的全球數據貿易發展版圖，盡早謀劃、系統布局我國數據貿易發展，有利於推動產業和貿易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使我國在全球貿易競爭與合作中佔據主動。

尚需進一步夯實發展基礎

近年來，我國數據貿易蓬勃發展。2024年，數據生產量首次突破40澤字節，達到41.06澤字節，同比增長25%。與數據貿易相關的電信、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出口額7141.5億元，同比增長12.2%。數據領域相關企業數量超19萬家，數據產業規模超2萬億元，到2030年有望達7.5萬億元。我國將在北京、浙江、安徽等地部署建設10個國家數據要素綜合試驗區，支持各地在培育經營主體、繁榮壯大數據市場等方面開展先行先試。北京、上海等自由貿易試驗區發布了數據出境管理負面清單，積極推動數據產業和數據貿易發展。總體而言，我國數據貿易發展的產業基礎不斷增強，國內政策和平台載體不斷完善，涌現了一批具有行業影響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數據服務商，極大推動了我國數據貿易的發展。但也要看到，進一步挖掘我國數據貿易發展潛力仍面臨一些瓶頸與制約，數據貿易高質量發展的現實基礎仍需夯實。

一是確權機制待完善。個人、企業和數字平台等多方主體參與數據形成過程，數據的存儲、傳輸和處理往往跨越多個國家，造成了數據權屬界定難，限制了數據交易的發展。此外，我國數據資源持有權、數據加工使用權、數據產品經營權等分置的產權運行機制尚不能完全適應商業實踐的需求，需進一步完善。

二是定價難題待解決。數據具有異質性、非標准化、非排他性、時效性強等特點，疊加數據質量、供求關系、應用場景、市場成熟度等因素影響，數據價格不確定性強，這影響了數據的大規模、標准化交易。目前，我國以數據交易所為重要依托，積極培育包括數據價格評估在內的數據中介服務體系，但仍無法完全滿足數據貿易對定價機制的需求，大規模數據跨境交易的定價難題仍待解決。

三是成熟交易模式待探索。數據貿易作為新型的服務貿易和數字貿易業態，在全球范圍內還沒有成熟的發展模式。一些地區進行了初步探索，例如，上海建設臨港新片區國際數據港先導區，新建直達東亞和東南亞的海光纜，發展數據跨境服務產業﹔海南打造全國首個數字保稅區，聚焦工業數據處理，探索國際數據服務外包與跨境數據流動新模式。上述做法都是地方層面的創新嘗試，尚缺乏更高層級、更為系統的制度安排與設計。

四是出境合規成本待優化。數據承載著重要信息，有些涉及國家安全與個人隱私。目前我國已構建了合規路徑，包括開展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訂立個人信息出境標准合同、通過個人信息保護認証，但現有數據出境合規成本對於部分企業而言仍然偏高。

此外，從全球范圍來看，數據貿易環境也有待改善。不同國家和地區數據格式、分類標准、編碼規則等存在差異，尚缺乏全球統一的數據標准。數據交易過程中需進行大量數據轉換和適配工作，數據處理成本和發生錯誤風險增加。部分經濟體在數據跨境流動領域搞“小圈子”，造成全球數據跨境流動規則呈現碎片化、集團化、區域化。

在高水平開放中形成合力

數據貿易蓬勃興起，展現出強勁的發展韌性，對全球貿易的模式、結構、規則產生深刻影響。推動我國數據貿易高質量發展，需強化頂層設計，支持、引導數據領域高水平對外開放，攜手相關國家加強政策協調，完善全球數據治理體系，形成發展合力。

構建對接國際的高標准數據貿易規則。依托國內數據交易所，探索符合交易商業模式的數據確權、定價以及分類分級保護等規則、制度。建立與國際接軌的數據跨境安全保護與合規認証體系、交易與流通規則，在確保我國數據安全的前提下，相關制度構建可借鑒採用國際規則和標准。協同各方解決數據主權、數據安全、監管政策等方面的分歧，積極開展國際可信數據空間建設，降低跨境交易成本。積極參與數據領域國際規則、標准制定，推動制定全球或區域統一的數據格式、分類、編碼標准規范，為我國數據貿易發展提供制度基礎和規則支撐。

探索更加多元的數據貿易模式。一方面，支持有條件的數據交易所發展數據交易國際專區或探索數據交易國際版，做大場內跨境數據貿易規模，進一步完善跨境數據交易生態和服務體系。另一方面，促進數據產業與數據貿易融合發展，支持有條件的數據產業園發展跨境數據加工、處理與服務業務，積極發展“兩頭在外”的數據加工產業，做大做強數據服務貿易規模。可考慮在海南自貿港及有條件的自由貿易試驗區設立國際數據服務合作試驗區，打造一批國際數據加工與貿易樞紐，促進數據產品貿易和服務貿易等多業態發展。

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據貿易經營主體。在市場營銷與廣告、金融保險、醫療健康、零售與跨境電商、人工智能等領域培育一批數據服務商、數據經紀商並支持其國際化發展。鼓勵大型數據企業通過海外並購、戰略合作等方式，提升企業全球競爭力。推動全球主要數據交易主體和平台建立聯盟，實現數據資源共享、規則互認、交易互通。

加強數據領域國際治理合作。積極開展數據貿易合作領域的雙邊或多邊談判，利用世界貿易組織、亞太經合組織、二十國集團等平台加強與數據貿易相關的政策對話和規則協調，推動數據跨境高效、便利、安全流動。積極履行我國在世界貿易組織電子商務談判中有關數據跨境流動的承諾要求，推動落實《全球數據跨境流動合作倡議》，在與相關國家商簽的區域經貿協定中，積極落實倡議內容。攜手各國共同開發利用數據資源，不斷優化我國數據貿易發展的外部環境。

（作者系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國際服務貿易研究所所長、數字貿易行業標准化技術委員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