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竞赛一般，短短几周之内，若干文化指数争相面世。从阅读指数到创意指数，在这个“用数据说话”的年代，“量化”文化发展的脚步，似乎愈行愈急。产业前行的路径，自是需要以“指数为引”。但面对这张“数据地图”，我们该如何辨别真伪，才不至于“走岔路”？

体系·缺

重要文化指数长期缺失，政府决策“跟着感觉走”

如果以普通人的目光，国内文化指数的“菜单”已算丰富。但在业内人士的反馈中，“缺失”成了出现最频的词汇。“各地一些文化指数显得零散而随意，更不要谈文化指标体系的整体搭建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李国新说。

事实上，“文化”的范畴在我国尚不明确，文化产业的标准也未能统一。而某些重要文化指数的长期缺失，让政府决策部门和文化产业相关机构，都处于一种盲目状态。“跟着感觉走，拉着梦的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沈望舒如此形容。

“缺少服务项目企业产品指数就是一例，目前很多文化企业生存期短，陷于跟进式、模仿式的经营，原因何在？”一位业内专家认为，正因缺乏高文化含量产品的结构性分析和趋势分析指标，导致企业在产品差异化、细微化方面用力不足。

而在文化指数体系的缺口面前，对文化消费指数的呼声显得最为强烈。2011年两会期间，曾有政协委员专门提交相关提案，但这一指数却迟迟未能出台。“我们总在讲文化供给，却连人民真正需求什么都无从而知。” 以沈望舒的经历看，在一些国家规划中，由于缺乏对有效需求的判断，导致仅凭决策者的兴趣和经验行事，“须知，数据才是政策的支撑”。

质量·疑

指标获取方式简单化，数据不牢靠令结论难以服众

12月2日，《“美丽中国”省区建设水平（2012）研究报告》正式发布。在文化建设这一单项指标评估中，山西省攀上“头把交椅”，令人颇感意外。经课题组负责人、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副院长蔡尚伟解释，这项评估主要涉及世界文化遗产地数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城镇和农村局面人均全年文化教育娱乐的现金消费占比等指标，以此测算出结果。

“文化指数，就像大学排行榜，存在争议在所难免。”李国新认为，对同一事物的指数调研可能会得出不同结果，这取决于选取的指标以及各项权重，“因此不能盲目相信某个单一指数就能反映完整情况。”

指标设计不合理、抽样不具代表性、操作过程不严格……困扰文化指数的问题，足以列出一串。更为尴尬的是，一些文化指数新生的欣喜未过，关于权威性和可信度的质疑却旋踵而来。

按照行政化的行业划分来建立指标，被沈望舒视为当前文化指数的一大误区。“如今跨界、跨领域的新兴行业太多了，怎能沿用这种陈旧化、简单化的指标获取方式呢？”他认为，文化指标体系本应按照文化生产的流程与脉络来进行梳理。

更何况，无论文化指数如何设计，总难避免一个潜在的危机——数据统计与样本采集的质量，直接左右着结论的准确程度和参考价值。“现在试图做文化指数的研究机构很多，但数据基础普遍不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分析，就官方统计数据而言，我国在文化领域长期缺乏产业统计，只有事业统计，文化产业发布年报的制度也尚未完善。“而文化市场还不开放，大量文化数据或不公开、或在保密，民间统计数据也很难具有权威性。”

而数据难保真实性，也令现有文化指数难以服众。“如果以促进建设、规划目标为目的来做指数，这类数据通常不会造假，但一些评价现状的文化指数，数据就可能存在水分。”李国新坦言。

应用·难

第三方机构缺席影响指数权威性，产业健全是根本

翻看一些文化指数的报告，“反映状态”、“构建体系”之类的宏大目标动辄出现，但研究结果走出“象牙塔”的路径，却难觅踪迹。

“很多指数并没有太大价值和影响。”张晓明毫不讳言对现有文化指数的失望，“既摸不清市场情况，也搞不清市场需求，只是面向政府来做。”缺乏后续性、延展性和发展性，被他视为国内文化指数的“三道槛”。

一些业内人士将之归咎为第三方机构的缺席。“第三方机构是市场服务主体，可以是非盈利机构，没有利益相关性，只有持中立立场的主体才能做出有公信力的文化指数。”不过，张晓明承认，“短时间内无法实现这种权威化的指数生产体系”。

而目前文化市场开放程度不高，也在扼制第三方机构的生长。“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推动力度过大，很多文化企业不看市场看官场，对他们而言文化指数可有可无。”张晓明反问，“这些指数做出来卖给谁呢？”

按照专家的说法，文化产业的整体完善与健全仍是大方向，文化指数背靠这棵大树，才有成长之机。不过，要让数据嫁接决策与市场，还需要政府观念和企业思路的双重调整。有业内人士建议，“能否建立数据平台，用文化指数提供公共服务，或者成立专家小组，结合数据对文化行业提供可行性建议。”

“当然，我们也不能陷入数据万能论，以免造成‘有庙无神、有体没魂’，对文化指数也要客观看待。”沈望舒如此总结。

（综合本报记者郑轶、马龙、周飞亚、张文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