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第二类”生存空间和“第五大”作战领域。“人类社会用什么方式生产，就会用什么方式作战”的著名论断在网络空间显得尤为醒目。作为世界网络经济强国，美国早在2009年就宣布成立网络空间司令部，今年年初宣布扩编133支网络战部队，并在上个月21日推出了“网络空间联合作战条令”。网络战争的阴影已经在网络空间游荡，网络国防力量成为网络时代大国博弈不可或缺的威慑手段。与此同时，网络恐怖主义等新型威胁凸显，成为威胁世界网络空间和平与安宁的严峻挑战。对战争苦难有着刻骨铭心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追求的中国，加紧建设网络国防力量，既是维护网络空间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必然选择，也是维护世界网络空间和平与发展的大国责任，必须上升为网络强国建设的优先选项。
网络时代，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发展、网络空间的日益成熟，推动国防力建设加速转型。网络国防力量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依托。以“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的战略共识，谋划国防力向强发展，需要站在时代变迁的历史高度，把握大势，找准规律，探索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让中国成为维护世界网络空间稳定与发展的中坚力量。
一、国防力与技术产业革命：工业化信息化深度融合发展的历史契机
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认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所依赖的基础设施是“通信技术和能源的有机结合”，产业革命就是源自基础设施的机理性变革。19世纪印刷技术与蒸汽机技术的结合，催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20世纪头10年，电信技术与燃油内燃机的结合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步入21世纪，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结合将让我们迎来第三次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引发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引发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引发军事变革”的大脉络，是人类经济社会进步的基本规律，也是国力兴衰的时代坐标系。17世纪到19世纪英国的崛起与第一、二次产业革命息息相关，19世纪到20世纪美国、德国的崛起与第二、三、四次技术革命息息相关。现代化理论专家何传启深入研究了科技革命与现代化发展、国家兴衰之间的关系，认为“在过去500年里，中国与前四次科技革命无缘，在第五次科技革命中表现平平且收获不多。失去参与前四次科技革命的机会，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路下滑”，“21世纪是中国复兴的世纪，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世纪。如果中国错失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机遇，那么，中国复兴和现代化就可能落空”。
人类社会用什么方式生产，就会用什么方式作战。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战争最突出的作用就是推动军事变革。炼铁技术和火药的广泛应用，引发了近代第一次军事变革；蒸汽机的发明和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发生，催生了第二次军事变革；炼钢技术、铁路运输和有线通信的大发展，带来了第三次军事变革；20世纪上半叶的电气化，引发了第四次军事变革；核技术、空间技术的突飞猛进，推动了第五次军事变革；信息主导的21世纪，正在经历第六次军事变革，战争空间从陆海空天向“一切皆控”的网络空间全域拓展，战争形态从数字化、精确化、网络化向无人化、隐形化、智能化加速跃进，战争样式从火力控制战、网络控制战向太空控制战、神经控制战递进翻新，阶段性、裂变式创新发展将成为常态。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型信息技术蓬勃兴起之际，人类正在迎来一个“万物皆网”的新时代。如果说，1984年是上一波信息技术革命的前夜；那么30年后的2014年将是新一波两化融合发展的前夜，大国国力的战略竞争将面临着发展范式的颠覆性变革，认知国防力建设的逻辑起点，也应放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初始阶段去展望、放在第六次军事变革的质变阶段去探索。
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军队，积极借势高新技术产业升级换代，推行以未来作战构想、先期作战概念牵引国防建设转型的新模式，军事战略竞争已前伸到科学最前沿、前伸到技术实验室、前伸到作战概念设计阶段，国防力的发展范式正在转型之中，“技术创新—产业革命—军事变革”螺旋式、互动式进化发展的周期将更短、速度将更快，大国国防力格局将迎来深度变化，“落后十几年就意味着落后一个时代”绝非耸人听闻。甲午之年，近代工业革命背景下北洋舰队之殇的惨痛教训历历在目；在关键的历史拐点处，如果故步自封于传统的国防建设理念、沉囿于封闭的国防工业体系、陶醉于尾随发展规模型的军事力量体系、满足于武器装备的自我纵向升级，把发展等同于简单的线性延伸、“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国防力建设就难免重演历史悲剧。习总书记深刻指出，“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要创新、创新、再创新，实施科技创新驱动战略”。推进我国国防力建设，需要我们时刻警记习总书记的指示精神，把创新思维融入我们的血液，牢牢把握难得的历史契机，下好先手棋、打场主动仗，昼夜兼程、奋起直追，发展与时代步伐相一致、与强国梦相适应的新型国防力。
二、国防力与战争理论创新：孙子兵法与网络空间的穿越“神交”
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不仅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变革性发展，也推动着思维范式的革命性变化，重大技术革命都意味着要抛弃旧的思维范式、建立新的思维范式。人类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型，以牛顿经典力学和还原论为标志的简单性思维，开始让位于以量子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为标志的复杂性思维，一如复杂性理论学者沃尔德罗普所言，“他们正在凌厉地冲破自牛顿时代以来一直统治着科学的线性的、简化论的思维范式”。信息化在向高度专业化和高度综合化两头加速发展的进程中，正在帮助人们“还原组织的整体”，从整体思考解决整体问题。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残缺性的思想必然导致残缺性的行动，落后的战争理论往往导致失败的战争。机械化战争理论，打着深深的“克劳塞维茨”烙印，追求“以重心撞击重心”大会战为主要样式。其背后是用牛顿经典力学思维观察得出的战争制胜机理，“战争阻力”、“作战重心”、“进攻顶点”、“向心攻击”、“离心防御”等概念都是这一理论的典型产物。信息化战争理论，将会打上谁的理论烙印？网络空间对抗博弈的主要特征，让我们感到越来越像孙子兵法隐喻描绘的战争制胜极致境界：没有一枪一弹的网络攻击，已把“不战而屈人之兵”变成现实；空天作战飞机、深海战略潜艇，已把“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变成现实；隐形作战、网络攻防，已把“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的顶级对抗变成现实；软杀伤、硬摧毁、心理战的混搭，已把“以实击虚、避实击虚”变成现实；分钟级的侦控打评循环周期，已把“激水之疾至于漂石”变成现实；发现即打击、一小时打遍全球，已把“兵贵速、不贵久”变成现实，??。
推进我国国防力建设发展，在高新技术上免不了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甚至模仿、引进、消化吸收别国的技术；但在战争理论创新上，绝不可妄自菲薄全面模仿甚至照抄照搬。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兵学的瑰宝、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我军的宝库，依然深藏大量的智慧，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需要我们剥离高新技术外衣，立足现实、与时俱进，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战术，用符合自身实际的个性化、创新性理论指导国防力建设。
三、国防力与作战体系构建：分布式网络化作战体系的“形散神聚”
作战体系是国防力的基本标志，也是国防力建设的核心。在战争形态加速演变的历史背景下，发展国防力的重心就在于构建新型作战体系。从人类历史发展看，人们总是通过道路交通、信息资源、社会关系等各种“汇聚网络”把分散的人群组织在一起，以完成广泛的经济、政治、社会、商业或军事任务。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网络空间的逐步成熟，催生了各种社会组织以及他们之间交互模式的革命性变化，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战争方式，地理空间的分散与网络空间的集中实现了高度统一。“分布式网络化作战”理论创建者杰夫?凯尔斯认为，“分布式兵力和网络化控制这两个要素，使得战争在作战艺术和作战行动两个层面上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世界军事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变革的最大挑战是分布式网络化的部队给现代战争带来的价值观的发展”。构建“形散神聚”的分布式网络化作战体系，已成为信息化战争形态的历史必然。这种新型作战体系，具有“重组性、分散性、机动性、隐蔽性、邻近性、灵活性和持续性”等特征，以信息主导为基本理念，以信息网络为控制平台，以多维战场为作战空间，以跨越协同为行动样式，以联合制胜为主要途径，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时代以规模效应为根本导向、以大型平台为力量主体的机械化作战体系构建模式。
分布式网络化作战体系虽然具有显著的高新技术特征，但其基本形态与过去的游击战有着深刻的内在渊源。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形象描绘游击战：“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对于使用游击队，好像渔人打网一样，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拢。当渔人把网散开时，要看清水的深浅、流的速度和那里有无障碍，游击队分散使用时，也须注意不要因情况不明、行动错误而受损失。渔人为了收得拢，就要握住网的绳头，使用部队也要保持通讯联络，并保持相当主力在自己手中。打鱼要时常变换地点，游击队也要时常变换位置。分散、集中和变换，是游击战争灵活使用兵力的三个方法”。信息时代，毛泽东打比喻的“渔网”已成了现实——链接到单兵、单装的信息网络。脱下“分布式网络化作战”的技术外衣，游击战“散得开、收得拢”、“分散、集中和变换”的思想与分布式网络化作战的思想异曲同工，依然熠熠生辉。
然而，军队是天生的保守组织，作战体系建设转型从来都不是自动发生的，“从一个作战体系转变到另一个会带来极大阵痛，因为这需要将已有的军事规范和根深蒂固的观念涤荡一空。骑兵军官不会对坦克的出现欢天喜地，而战列舰上的水兵对航母的到来，惯于刀剑作战的骑士对火器的传播也不例外”。（马克斯?布特，《战争改变历史：1500年以来的战争、军事技术以及历史进程》）新型作战体系中心地位的确立，也从来都有一个从配角向主角转变、从小规模向大规模发展的过程。二战期间，德国国防军马匹数量远多于坦克，仅有约10%的部队是装甲部队，但这已造就德军在波兰和法国的军事胜利；海湾战争中，美军数十架F-117隐形作战飞机就担负了整场战争近40%的目标打击任务，为赢得战争胜利撕开了序幕；2010年美国“震网”系统攻击伊朗核设施，已不需要一架飞机掩护、一次火力打击，就打赢了一场政治风险较小、军事效益较高的小仗。推进我国国防力向强发展，必须把构建分布式网络化作战体系作为重心，用创新的作战思想、自主的高新技术、网络的体系架构，打造出世界一流、精干过硬的新型力量。
四、国防力与人才队伍建设：人尖战术与人海战术的辩证统一
决定战争胜利的是人不是物。早在19世纪末，恩格斯在考察欧洲各国军队及近代军事史的基础上，就深刻指出，“作为现代作战体系的前提的这个普遍的平均的文化水平，只是最先进的国家的兵士才有”，“一个国家经济越发达、科技越进步，能够动员起来入伍的人数占全体人口的比例就越高，生产和使用的进攻性武器也越多”。信息时代，决定战争胜利的人，既是代表战争道义制高点的人，也是具有高科技素养的人。国防力更加注重核心能力，而不是力量规模。网络空间1000人的人海防御难敌1个人的顶级进攻，已成为残酷的现实。发展国防力，最具根基性的是人才，顶级人才就是某种意义的核武器，抢夺人才就是抢占战略制高点。
上世纪50年代初钱学森回国之际，美国国防部次长金贝儿曾感叹说“绝不能放走钱学森，无论在哪里，他都低得上5个师”；60多年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大力招募、培养网络战人才，“如今我们要找的是网络武士，而不是火箭专家”，一年一度的世界黑客大会已成为美国招募网络战士的重要平台。支撑国防力的人才队伍，已不仅是身着制式军服、佩戴耀眼军衔、操纵现代武器的职业军人；就像克拉克在《网电空间战》中所言，新生力量还包括“满脸粉刺、不修边幅、带眼镜的传统黑客”，以及“虽然不能背着背包跑完三英里，但知道如何关闭工业控制网络”的新型军人。美国空军甚至以“现在停电只是简单的电力中断；但在未来，停电可能是一场网电空间攻击”为噱头，吸引那些喜欢炫耀网络技术的年轻人。从发展趋势看，国防力量的兵民界限逐渐模糊，科技研发、网络攻防、技术保障等民为军所用的空间大大拓展；国防力量的人才属性开始不断丰富，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的各类人才都可能以一技之长参战助战；国防力量的技术含量日益提高，高精尖技术人才在未来战争中可能发挥杀手锏装备一样的作用，构建国防力量需要以新的思路、新的举措在更大范围发现人才、吸引人才、运用人才。
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伟力根源于民众。打赢信息时代的人民战争，依靠的将是人尖战术与人海战术的有机结合；培养、造就引领世界潮流的高技术人才队伍，将是从根本上提升国防力的战略抉择。我国科技研发人员总量、IT从业人员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但世界级科技大师缺、领军人才和尖子人才不足、人才交流运用和才能释放难的问题比较突出，国防力量建设模式面临着不少体制性障碍，尤其是在网络人才选拨培养上亟待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路子。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深刻认识到了空军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作用，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成熟的、在全国大范围“千里挑一、万里挑一”选拔飞行员的人才制度。信息时代，网军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已经等同于甚至高于当年的空军，建立选拔培养网络人才制度理应摆上国家战略高度；构建未来型国防力量，理应全方位理顺取力于民的机制，打通战争伟力与民众民智之间的转化通道。
历史学家马克斯?布特考察1500年以来技术变革与战争形态演变的关系时曾感叹说，“历史是由诸多因素推动的，倘若轻视军事力量，特别是利用军事领域重大变革的影响，将是愚蠢而短视的。即使是富裕的大国也经常会输掉战争，并因为军事能力的欠缺而陷入长期衰败”。实现强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我们把国防力摆到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在由大向强发展的历史征程上，以创新思维、实干精神、接续奋斗，发展出世界一流、能慑能战的国防力。
（作者系网络空间战略论坛特聘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国信息安全）
| 相关专题 |
| · 聚焦中国网络空间战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