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国家生物安全监管预警防控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物安全关乎人民生命健康，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乃至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生物安全监管预警防控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就“健全生物安全监管预警防控体系”工作作出战略部署，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织牢国家生物安全防护网的工作重点，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生物安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时代生物安全建设取得阶段性的重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强生物安全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出台国家生物安全战略；颁布施行生物安全法，系统梳理传染病及动植物疫情防控、生物技术发展、实验室生物安全、人类遗传资源与生物资源安全、外来物种入侵与生物多样性、微生物耐药、生物恐怖袭击与生物武器威胁等八个方面的生物安全主要风险；健全国家生物安全工作组织领导体制机制；强化生物安全的科技赋能和设施平台建设，积极应对生物安全重大风险，生物安全建设取得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成就。

构筑国家生物安全“三位一体”治理体系，为依法监管筑牢根基。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的施行，标志着我国生物安全进入依法治理新阶段，形成了国家生物安全战略、法律、政策“三位一体”的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全链条构建了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四梁八柱”。在此基础上，相关部门进一步健全生物安全领域法规制度体系，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出台了《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并制定了《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修改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推动各国科学家加强生物安全合作，发布了《科学家生物安全行为准则天津指南》，促进生物科技健康发展。

有序确立生物安全协调机制与部门职责，为统分监管筑成合力。建立了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统分结合的国家生物安全领导体制。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确立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负责研究制定、指导实施国家生物安全战略和重大方针政策。建立国家生物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分析国家生物安全形势，组织协调、督促推进生物安全相关工作。各级政府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承担生物安全相关领导职责、监管职责和工作职责。

生物安全科技创新能力迎头赶上，为预警防控提供技术支撑。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人兽共患病和重大外来入侵物种的预警防控科技创新水平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迅速缩小甚至部分赶超。突破多病原网络化监测、应急疫苗和救治等技术，极大提升了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实时监测、早期发现、快速处置和预防控制能力。

生物安全配套设施装备不断完善，为预警防控提供平台支撑。生物安全防护装备、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生物安全资源库（圃）和监测预警网络得到极大提升。研发了系列基于抗菌抗病毒新型材料的生物安全关键防护装备。建立了包含4个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和百余个三级实验室的高等级实验室体系，研制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移动三级实验室。建立了包含烈性病原体菌毒种库、人类遗传资源样本库和数据库、生物种质资源库（圃）的生物安全资源库（圃）系统。持续完善各类生物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网络，已建成贯通“部——省——市——县”四级植保机构。

深刻认识国家生物安全建设面临的新形势与新挑战

当前，国际生物安全形势处在重要变革期，我国生物安全治理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形势，生物安全威胁由偶发转为持久性，地缘区域由局部转向全球化，境外生物威胁和内部生物风险交织并存，传统生物安全问题和新型生物威胁相互叠加，形成新的生物安全风险综合体，进一步健全我国生物安全监管预警防控体系，需要深刻认识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

有害生物的致病性不断变异。有害生物在选择压力下快速进化、变异频繁，现有的高效防控技术产品面临失效挑战。作物有害生物通过变异可对化学农药和转基因作物产生高水平抗性。一些病原体不断变异突破跨物种传播的屏障，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等人兽共患病病原体在感染人体宿主后，可突破人与人之间传播障碍。

全球气候变化加大生物灾害风险。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新病原微生物发生、动植物有害生物的发生危害规律发生变化，现有防控技术和模式面临滞后挑战。全球气候变化导致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减少、高原冻土软化和两极冰盖融化，增加病毒溢出到人类社会的风险。气候变暖导致有害生物向原本不适宜生存的地区扩展。

经济一体化加快病原物的传播速度。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下，交通设施加速贯通、人员流动加剧、农产品贸易进一步自由化、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展迅速，生物安全问题不断放大，传染病全球化问题凸显。外来生物入侵的态势持续加重，外来入侵物种在全球范围的扩散与危害仍未饱和并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生物技术的谬用风险升高。生物技术快速发展，合成生物学、镜像生物学、基因编辑、基因驱动等新型生物技术不断出现。生物技术谬用可增加有害生物耐受性，增强毒力、致害力、传播能力及环境稳定性，扩大宿主范围等，导致药物或疫苗失效。伴随着生物技术使用门槛的降低，其谬用风险越发凸显，平均一项新生物技术从研发产生到公司可提供技术服务的时间大幅缩短，生物黑客事件频繁发生，为人类基因组编辑带来前所未有的伦理挑战。

生物恐怖的威胁始终存在。历史上曾出现多个国家多次在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生物恐怖事件。当前，不能排除个别国家或组织研发“超级病原体”等作为新型生物武器，生物武器杀伤力强、隐蔽性强，易被极端分子开发或使用。虽然联合国发布《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但其核查机制尚未建立，国际社会缺少针对生物武器具体有效的监督、核查和制裁措施。

由此可见，全球生物安全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涉及范围广、发展变化快。当前，我国生物安全监管体系还没有完全实现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生物安全预警防控科技引领性还不足，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生物安全资源保藏设施还有短缺，沿边跨境监测站点的风险识别与预警能力还有短板，先进智能化信息平台建设还有欠缺。

推动国家生物安全监管预警防控体系建设走深走实

健全生物安全监管预警防控体系，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新安全格局的实践要求。面对生物安全风险呈现出的新变化和新特点，进一步强化我国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工作势在必行。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生物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生物安全监管预警防控体系，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系统思维与分工协作，形成各级组织构成的统分结合、协调高效的国家生物安全制度与工作机制。加强生物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中长期战略规划部署，明确阶段性目标和分阶段实施路径，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关于生物安全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强化监管治理体系建设，保障生物科技健康发展。系统完善生物安全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政策落地和职能划分，全面监管生物安全风险。制定完善生物实验、生物技术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强化生物安全风险管理的法治建设和执法监管。制定完善实验室生物安全风险全周期管理的指南和标准，强化生物安全相关实验活动的风险监管。细化涉及生命伦理的科学研究和其他行为的处罚措施与规范，强化生物技术研发和人类遗传资源利用的伦理约束。充分评估生物科技的新发展，推进促进生物产业和生物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落地。加快调整分离生物安全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管执法与业务管理职能，加强多元主体在国家生物安全监管中的作用。

强化科技平台与技术创新，抢占生物安全科技制高点。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保障国家生物安全的关键利器作用，强化生物技术原始创新和关键技术产品研发，支撑生物安全科技自立自强。强化生物安全防控核心设施，突破高等级实验室自主核心技术与设备，加快我国植物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规范化建设和认证。推动生物安全领域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建设生物安全资源保藏利用等生物安全防控重大平台。系统设计布局生物安全重大专项计划，支持前沿生物技术研究，加强应对未知生物安全风险挑战的前瞻性研究与技术产品储备，以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赋能生物安全预警防控由被动应对向前瞻预警和主动防御转变。

强化风险监测预警与控制，实施全链条一体化防控。针对生物安全风险管理中风险预判、监测预警、检测甄别、处置控制的关键环节，坚持全链条一体化的预警防控策略。织牢织密生物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网络，完善重大传染病、新发突发动植物疫情、外来入侵物种、生物资源和生物耐药性等重点风险领域监测网。建设国家生物安全风险评估与预警信息平台，整合监测物联网、大数据和大模型计算开展风险动态预判预警。强化快速感知识别的生物安全风险早期发现能力，推动自主创新技术与产品装备在生物安全场景中的应用。强化高效处置控制的生物安全风险精准控制能力，推动新型疫苗智能化快速制备、植物免疫诱抗、生物绿色农药、生物育种产品、生物调控技术的创新集成与应用。

加强人才培养和科普宣传，推进全社会共同治理。加强生物安全高端智库人才建设，培养政策研究与生物安全多学科领域知识背景的智库人才。加强生物安全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引育生物安全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的科学技术人才。加强生物安全基层队伍能力建设，常态化开展基层人员推广应用与服务模式培训。重视生物安全教育和宣传，提升公众生物安全意识。

积极推动国际与区域合作，主动参与生物安全全球治理。倡议和推动制定国际生物安全规制、规划建立国际联合研发平台、提供生物安全公共产品，全面参与国际社会生物安全风险应对。推动实验室生物安保、生物研发透明监管等标准规则制定。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建立国际联合研究平台，推动沿边跨境跨区域生物安全预警与防控技术产品的联合研发与应用。发挥大国担当，积极开展并主动发起人兽共患病、动植物疫情国际风险监测及源头治理行动，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装备“走出去”，分享生物安全领域全球治理的成功经验与理念。

（作者系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