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優良作風”的正式提出

　　1945年4月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明確指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劉少奇在《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提出：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政治路線，其基本精神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擴大黨內民主的中心一環，在於啟發黨員和干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周恩來也指出：我們黨從六大到現在，之所以能夠經歷國內外重大事變和考驗，成為在中國乃至世界上都強大的共產黨，是從永遠保持密切聯系群眾中鍛煉出來的，是從勇敢地實行自我批評中鍛煉出來的。

　　黨的七大第一次正式把“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和“批評與自我批評”作為我們黨的“三大優良作風”提出來。

　　在解放戰爭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段時間裡，“三大優良作風”得到進一步拓展和深化。1949年3月，為進一步加強黨的作風建設，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兩個務必”的重要思想，即“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他進一步提出，我們要掌握好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迎接新的更加偉大的任務的到來。

　　“三大優良作風”提出的必要性

　　“三大優良作風”的提出和形成，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我們黨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情下誕生和發展起來的，在無產階級人數很少、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佔絕大多數的條件下，一開始就肩負著民族民主革命的雙重使命，任重道遠。

　　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來看，我們黨是在同黨內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斗爭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黨的發展壯大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結果。這期間，我們黨領導的革命斗爭，取得了巨大勝利，也經歷了嚴重的挫折。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的主要領導人分別犯了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教條主義錯誤。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我們黨批判並糾正了王明的“左”傾錯誤。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又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任務。1941年至1944年間，我們黨結合整風運動對黨的歷史進行深入討論和研究。為徹底克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理論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作風，黨的中央領導機關和高級干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紛紛制定深入社會和群眾進行調查研究的計劃。如陝甘寧邊區政府專門建立了調查研究機構，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領陝甘寧邊區政府到富縣、甘泉等地進行調查研究。通過實地調研，各級領導干部寫出了一批具有較高價值的理論聯系實際的調查報告，使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在全黨扎下了根。

　　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是我們黨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形成的，有利於統一思想、團結同志。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內“左”傾路線佔統治地位時，提倡“批評”，但沒有提倡“自我批評”，批評成為攻擊個人和“殘酷斗爭”的代名詞。遵義會議以后，我們黨端正了黨的思想路線，黨內“左”傾組織路線的錯誤及其危害也被全黨所認識。抗日戰爭開始以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面臨新形勢，需要解決一些新問題，特別是整風運動，需要有正確處理黨內外問題的方式方法。在新形勢下，黨中央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開始在全黨培養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在1941年7月頒布的《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中明確規定：“要用自我批評的武器和加強學習的方法，來改造自己使適合於黨與革命的需要。”1942年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採取了以自我教育為主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達到了統一思想、團結同志的目的。

　　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和廣大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我們黨從建黨伊始就決定了和人民群眾的緊密結合。是否與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決定了我們黨革命和建設的成敗。黨的七大召開前發動的延安整風運動，實際上也是一場偉大的群眾運動。參加整風運動的群眾之多，發動之徹底都是空前的。整風運動中，從黨的領導班子整風計劃的制定，到每一個階段運動的部署，都貫徹了群眾路線。全黨上下結合，深入群眾蹲點進行調查研究，總結出一套緊密聯系群眾的工作方法。毛澤東對其進行了全面系統總結，提出了“一般和個別相結合”、“領導和群眾相結合”、“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著名論斷。

　　在我們黨的長期革命實踐過程中，尤其是經過延安整風運動系統形成的黨的優良作風，在黨的七大上得到了全面的理論升華，被毛澤東同志概括為“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和“批評與自我批評”三大優良作風。三大優良作風是黨付出極大的努力和代價培育起來的，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勝利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作者為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科學社會主義研究所副研究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