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並非腐敗發現機制

中國青年報：迄今為止，關於國外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與公示的研究也不少，你們這項研究與以往有什麼不同？

房寧：以前我們對國外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與公示的提法太籠統，還有人認為我們照國外制度辦就行了。但是，世界上實行這一制度的就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做得好的，也有做得差的。具體的制度設計更是千差萬別，如果要照搬，到底是搬哪個國家的呢？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問題上，不進行深入的國際比較分析是得不出什麼有益參照的。

另外，我們之前在提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時，往往局限於法律制度本身，最終弄過來的都是一系列干巴巴的法條。法律規定的確是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研究一項制度時不能局限於此，還應該看它的實際運行。

為了克服上述兩方面的問題，我們這次研究首先對“國外”這一定語進行了細分，選取了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經濟文化背景不同的15個國家和我國香港、台灣地區，詳細研究這些國家和地區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研究中，我們不僅關注各項法律法規情況，更關注制度產生的歷史背景、實際運行狀況、實際效果、遇到的問題以及配套制度等，力圖對這一制度有一個立體的全景式的觀察與認識。

中國青年報：17個國家和地區研究下來，您有什麼總體印象？

房寧：首先是一個誤解得到了澄清。長期以來，我們的輿論認為，干部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是一個發現腐敗問題的有效機制，是威力巨大的反腐利器。但在研究了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情況后你會發現，人家的確規定了官員要申報甚至公示財產，可是在申報與公示后卻並不核實，發現腐敗也就無從談起了。

實際情況是，國外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並非作為腐敗問題的發現機制而存在。建立這一制度，目的是為了構建公職人員的征信體系，讓公職人員以申報與公示財產的方式，來顯示自己的道德責任感，表明清正廉潔以及願意接受監督的態度。

中國青年報：既然都建立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為什麼不去一一核實呢？

房寧：這可能有兩方面的考慮。首先是成本問題。公職人員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一一核實財產會帶來巨大的行政成本，尤其是對一些財產信息管理落后的國家，核實這麼大一群人的財產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更重要的，這還牽涉到對公職人員有罪推定與無罪推定的問題。如果去核實所有公職人員的財產申報信息，在法理上就等於說是推定這些人有問題，這相當於普遍懷疑整個公務員隊伍，相信許多政府都不會也不願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