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管理和操作不規范，資金鏈條一旦斷裂，地方經濟將面臨停滯狀態。據2010年審計報告顯示，融資平台公司和政府機構舉債數額分別為49710.68億元和24975.59億元，共佔比重合計69.69%。如此眾多的借債主體導致我國對地方政府債務監管弱化。同時，減弱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意識，進一步擴大地方政府債務比重。審計署的數據顯示，到2010年底，全國省、市、縣三級政府共設立融資平台公司6576家，其中省級165家、市級1648家、縣級4763家。融資平台公司政府性債務余額為49710.68億元，其中，省級8826.67億元、市級26845.75億元、縣級14038.26億元。隨著過去兩年來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數量和規模的飛速增長，縣級以下政府融資平台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責任主體不清晰，操作程序不規范，一旦融資平台的項目投資不能收回成本，這些“隱性債務”就必然顯性化，給地方財政造成巨大壓力，甚至最后不得不由中央財政和商業銀行買單。如果地方債務風險爆發，許多項目會半途而廢，地方政府融資鏈條面臨斷裂，很多地方經濟發展可能面臨停滯，壞賬將不得不由中央政府買單。在我國城鎮化建設中，政府主導投資早已成為基礎建設和民生保障的主力軍，如果地方政府還債風險能力受到影響，地方政府對公共服務建設就會失去強有力的保障。

第四，土地財政走到盡頭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在任期內為解決地方債務問題不得不加劇賣地行為，又迫使地方政府回到“土地財政”的老路。隨著近年來國家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中相當一部分來自於賣地和房地產稅收，房價一旦下跌，或利率一旦進入上行周期，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即可顯現。這也會促使地方政府通過增加資源稅、營業稅、房產稅及增值稅等稅收，以爭取更多的收入來源。由此導致的結果是既增可能加大民眾的稅負壓力，也可能造成企業稅負負擔而增加其盈利壓力。地方政府融資中很大一部分抵押物為土地或土地附著物，而近兩年的新增債務中還有相當一部分是以地方財政擔保或政府信用擔保。這部分一旦發生違約，銀行很可能血本無歸。同時，為了到期償還債務，地方政府勢必會加劇政府賣地行為。地方政府官員在任期內完成賣地獲得當期財富后很少考慮下屆政府還款問題。因此舉債風險在房地產市場嚴格調控下，其風險更直接關乎行政系統能否正常運轉，對決策者而言，這可能是比民生問題更棘手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