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琳
關鍵証人出庭作証制度的完善
(一)准確界定“關鍵証人”的內涵。“是否具有重大影響”是價值判斷，我們雖無法制定統一的判斷標准，但可以用逆向思維來考量法官的判斷結論。即如果沒有該証人出庭，其証言的真實性會無可避免地受到相當的質疑並無法排除，可能會導致某個影響定罪或量刑的事實無法認定，則該証人証言即為關鍵証言。從事實層面來看，法官的裁判包含定罪証據又包含量刑証據的認定。具體而論，對關鍵定罪事實的認定，主要是犯罪構成的入罪事實與法定的阻止性出罪事實，包括犯罪的“七何”要素(即何人、何事、何時、何地、何方法、何因、何果)刑事責任能力、主觀罪過情況、共同犯罪、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對關鍵量刑事實的認定，主要是自首、立功、犯罪形態等法定情節，對酌定情節則一般難以稱之為“關鍵”。因此，從定罪和量刑兩方面把握“關鍵証人”的核心要素，有利於對關鍵証人出庭作証制度的准確適用。
(二)設立對法院無理由不通知關鍵証人到庭的救濟途徑。對於控辯雙方申請法院通知証人出庭作証，法院不予同意的，由法院說明理由。對於法院不予同意的決定，申請証人出庭的控辯雙方有異議的，可提請司法復議，作為救濟途徑，以彰顯程序公正。
(三)分情況處置証人出庭作証之証據突襲。國際公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強化了法院在証據開示中的權力，包括命令開示的權力、作出推斷的權力等。若違反開示原則，法院可以在對被告人的審判中酌情推斷某一事實的存在或不存在。因此，惡意進行証據突襲的，應當賦予法官充分的裁量權，允許法官對該出庭証言作出不利推定。
(四)保障証人到庭作証。要落實對出庭証人的物質保障，關鍵是明確提供物質保障機構的責任。一是建立制度合理的經濟補償標准。因証人出庭不是營利行為。因此，不能以証人的不同收入情況作為其當受補償多少的依據。而應當建立起統一的標准予以必要補償，並將自由職業者或無業人員納入補償范圍。二是完善補償程序。法院應當主動支付証人必要的費用。三是對証人所在單位的違法行為予以約束。對於証人所在單位為拒絕或阻撓証人出庭作証而扣發証人工資、津貼等情況，法院有權發出司法建議並給予經濟制裁。
(五)適度引入交叉詢問中的相關規則與技術。誘導性詢問是指“向証人提出直接或間接表明提問特定問題，假定訴訟程序中存有爭議的事實存在，或假定提問前証人尚未作証的事實存在的問題”。在一些情形中如反詢問過程中適度准許誘導，有利於更好地查清案件事實。故在誘導性詢問規則的設計上，應根據發問的時空因素尤其是發問意圖准許誘導有條件的存在。具體可包括如下情形:(1)禁止情形。在主詢問中，控辯雙方對本方証人進行詢問時，一般禁止提出誘導性問題。(2)允許情形。在反詢問中，一般允許誘導性詢問，因為在反詢問中証人一般不會迎合誘導性發問。從提問意圖的角度，恢復記憶的誘導、矯正陳述的誘導和詰問証人的誘導一般也應予以准許。
(六)綜合認証矛盾証言。基於司法工作的復雜性，當庭証言也並不必然比庭前書面証言的客觀真實性強，尤其是當証人與被告人之間具有深厚感情、物質聯系或利害關系的情況下，當庭仍然極有可能不向法庭進行如實陳述。因此，審判人員要准確把握《解釋》第78條的規定，具體案件具體分析進行綜合認証，而不應一律採取當庭証言高於書面証言效力的証據採信原則。
(作者單位: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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