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维建
回溯民事诉讼法的发展过程，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施法律监督，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从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就开始出现了。然而，其最初的出现仅仅是一项空洞的基本原则，而缺乏具体的制度保障和程序规范，因而基本上形同虚设。1991年民事诉讼法对此稍有改观，规定了检察院的事后监督形式，即抗诉制度。2007年局部修改民事诉讼法，对抗诉制度进一步予以完善。抗诉制度虽然取得了明显的实践效应，使司法裁判的公正度大大提升，然而，仅仅局限于事后监督的抗诉制度难以矫正失衡的诉讼体制和模式，诉权保障不力和审判权易致滥用的局面无法得到切实改变。2012年全面修改民事诉讼法，进一步突出了法律监督权在民事诉讼法上的地位和作用，将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从单一的抗诉制度中走出来，步入了涵盖诉前监督、诉中监督、诉后监督和执行监督在内的全面监督新阶段。
检察院法律监督权在民事诉讼领域中的介入与逐渐强化，反映了民事诉讼法在中国土壤上的发展规律。检察监督权被导入民事诉讼领域，其最初动因在于控权，希望通过与审判权同属公权力的检察监督权来制衡和监督审判权，以达到公正司法、高效司法、廉洁司法的制度性目标。然而，检察监督权被引入民事诉讼领域后，其功能迅速扩张，并因此而形成了多元化的功能格局:一方面可以卓有成效地对审判权实施监督和制衡，另一方面还有助于保障和支持审判权的依法独立行使，同时还可以保障和监督诉权的依法公平行使。此外，由诉讼监督功能所延伸形成的一般监督功能也开始显现。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业已突破诉讼监督的传统藩篱，进入到了更为广阔的一般法制实施和遵守的领域。
可见，检察监督权介入民事诉讼后所产生的多重功能，使得原本一直处于失衡状态的民事诉讼体制和模式，转而变得更加合理与平稳，审判权被滥用的现象得到了明显遏制，诉讼程序无序化状态有了显著改观，司法成本大大降低，司法效率迅速提升，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也因此不断增强。可以说，在1991年修改民事诉讼法后，曾一度陷入困境的中国民事诉讼在遇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制度后，诚犹如拨开云雾见天日，大有柳暗花明之感。这充分说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制度与中国民事诉讼法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具有天然的契合性。至此，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事司法制度已经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来。(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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