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竹
（二）实现公共利益的下一步
自从《“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至今，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促进社会平等、缩小收入差距的政治策略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2012年，它被具体化为《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规划》，纳入发展规划。总体来说，这一时期，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媒体，对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认识主要还是限于明晰公共利益的主体责任上，对于如何实现公共利益，虽然进行了一些探索，还缺乏深入和系统研究。当前，人们对于基本公共服务是居民应享有的权利已经没有什么异议，但是对于如何实现这个权利有许多问题还需要深入探讨。学术界流行以及实务部门正在推进的政府购买服务只是对如何实现公共利益途径所进行的探索之一，如果仔细分析政府、市场、社会和公共服务类型、性质的具体过程和特点，政府购买服务这一命题会显得过于简单，难以适应实际发展的要求。举个例子，2013年以来国务院决定加快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把该下放给市场的权力下放给市场，把该下放给社会的权力下放给社会，把该下放给地方政府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实际情况绝没有这么简单，例如，下放给市场，首先，现实的市场都不是理论意义的市场，它存在很多缺陷甚至失灵的方面，政府下放给市场权力后，如何确保绩效？这就涉及政府如何监督和评估。一般说来，“政府常常不能准确地知道自己到底要买什么，从哪里买，或者买到的是什么。”权力下放给市场，政府减少了提供服务的专业压力，却增加了监管和评估的压力，两者的专业化要求虽不一样，但是工作量可能不相上下。还有，现实中社会组织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社会组织，人们经常讲到的志愿性、非营利性等，事实上，一旦进入商业领域运作，非营利组织，“在出现极坏的情况，商业化经营有可能葬送组织的社会服务宗旨。”现实中，这类情况已经屡见不鲜，社会舆论多多，从9.11之后的美国红十字会，到最近几年间的中国红十字会，莫不如此。这些，都需要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深入研究。政府作为委托方和社会组织或企业作为代理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主要表现在利益冲突和监控管理，“利益冲突和监控问题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各种交易的通病。”过分迷信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可能会为错误诊断的疾病开出错误的药方。围绕着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来探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是不可逾越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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