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深化我国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形势紧迫
（一）网络安全水平和信息化能力严重失衡，网络产业发展需要法治环境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产业发展是建设网络强国的物质基础。近年来，我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产业发展提速，但问题也随之凸显。第一，产业规划布局不平衡。在信息化建设高速发展的同时，对网络安全产业的重视程度不够，整体的产业战略布局和协同推进缺乏法律层面的规范。第二，市场法治环境不完善。网络安全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有待加强，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和活力不足，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缺乏明确的法律促进落实。第三，政府履行安全管理责任不到位。在基础性产业研发投入、网络安全产业扶植、产业链国产化布局方面，缺乏国有资本的必要支持和国家的引导激励。因此，以法治为手段，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让“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作用尤为关键。建设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任务，也是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需要深化法治建设，明确政府的权力、禁区、责任，平衡协调好宏观调控、政府作用与市场配置、自由竞争之间的关系。
（二）治理能力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全面提速，网络空间治理需要法治规范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建立网络空间的行为准则和调节机制，促进网络治理科学规范。目前网络治理现状还存在差距。第一，治理理念不科学。政府作为治理主体，充当控制网络负面功能的“管理者”角色多，单向采用简单行政管理手段多，“讲官话”多；而体现引导各方主体良性互动的“服务者”身份少，借助网络优势创新治理手段少，“说行话”少。第二，治理规则不完善。网络空间治理整体战略不明晰，法律体系缺乏规划，专门性法律缺位，内容相对滞后，与国际规则的统筹衔接不够。第三，治理体制不明确。没有以法治方式规定具体的体制安排，需要在“纵向”上加强党的领导，打破部门壁垒，在战略制定、督导落实、立法协调、重大决策、应急反应、外交代言六个领域形成顶层协调机制；在“横向”上统筹社会力量，建立交流平台，形成政府与产业、学术、教育、社会团体等机构之间信息共享、各负其职的合作关系。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要以法治建设明确制度，建立规范，才能为提升治理能力做好保障。
（三）网络发达国家规则压制之势业已形成，网络国际秩序重构需要法治助力
目前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网络国际秩序体系趋势已显，重构网络国际秩序是国家间实力博弈和国际格局之争的需要。习近平同志用“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概括了中国的网络国际秩序观。要实现这一目标，提升网络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目前还存在差距。第一，网络主权理论发展不足。国家主权是近代国际法体系的基础，网络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体现。我国对网络主权相关法律理论和实证研究不够深入，尚未在宪法、法律中得到具体体现。第二，针对网络霸权封锁缺少规则反制。美国在网络安全领域针对中国的规则遏制花样频出，不断渲染中国“网络威胁”论。我国未能综合运用国际、国内法律手段进行系统的规则反制。第三，对国际合作机制研究不足。国际合作机制是国际规则制定的重要平台。美国当前主导了“伦敦进程”等多个符合自身利益的合作机制。中国尚处于“传统合作机制利用不足，新的合作机制参与不够”的被动局面，对如何整合资源，把握好主导与参与、破旧与立新研究不够。网络国际秩序重构关系到平衡全球网络技术资源分配、网络军事力量博弈、提升网络国际竞争力等重大议题，需要深化法治建设，并行推进国内法律和国际规则的完善，为中国网络国际秩序观的实现提供保障。
三、以构建多层次网络空间治理规则体系为着力点，深化我国网络空间法治建设
依法治国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现代治理的关键是规则约束。结合我国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实际，应以治理规则法治化为着力点，形成以“党和国家战略为指引、相关法律体系为核心、政策法规为补充，国际规则为重点”的多层次治理规则体系，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完善宪法和相关法律，推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各类规范的正向作用，为提升网络空间治理能力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基础。
（一）以党和国家战略为指引
党和国家战略是党的治国方针和决策部署的具体体现，必须以此为宏观指引，将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各领域工作的实践中。应当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统筹下，完善党的决策部署落实相关工作机制和程序，加快制定国家网络空间战略，对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利益、战略资源、战略手段进行阐释，从立法规划、治理体制、产业发展、国防安全、打击犯罪、国际合作、科研和人才培养、全民网络安全教育等八个方面，明晰提出法治建设的宏观目标和实施纲要。同时要加强党的决策与立法的衔接，重大战略部署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完善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制度机制。
（二）以相关法律体系为核心
宪法和相关法律具有国家强制力，是治理规则体系的核心。因此，首先要在宪法层面对网络空间涉及的宪法价值进行界定和修正，明确网络主权、网络安全、网络权利等核心概念的宪法依据，为法律体系的完善提供法理基础。其次，要将网络安全法定位为网络安全领域的基本法律，规定国家在此领域的基本制度。全国人大已将《网络安全法》列入立法规划,应当加快立法进程，对当前要求比较迫切的网络空间治理机制建立、网络国防安全、网络安全产业发展、网络安全技术管理体制、科研和人才培养、关键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国际网络安全合作等问题进行原则性立法。再次，对于传统部门法中涉及网络空间相关法律问题的，要进行分类梳理，差异管理，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如刑法、民法通则、知识产权法中涉及网络犯罪、隐私权、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应当优先修订适用传统部门法。对于电子商务、网络身份识别、信息安全等新兴领域，立法条件成熟的可以逐步形成专门立法。
（三）以政策法规为补充
政策法规灵活性、针对性强，能紧密地适应网络信息产业、市场和社会的需求变化，是法律体系的有益补充，网络空间政策法规制定要严格遵循“法治政府”和“简政放权”要求，明确“有所为，有所不为”，增强政策法规的操作性，用法治化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坚决避免违法决策、随意决策。要严格依照法律的授权，一方面在市场准入、自主创新等需要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减少干预，做好“减法”。另一方面在基础研发、安全防护、人才培养、公民网络安全意识等需要政府引导的领域，多运用正面激励政策，注重决策的科学性，鼓励竞争，做好“加法”。同时，要建立网络空间政策法规的审查制度，保证与法律体系协调一致，对于比较成熟的制度，应当及时上升为法律，达不到预期效果的政策法规，要及时予以清理。
（四）以国际规则为重点
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对于占领全球网络空间制高点具有战略意义，在大力推进国内规则体系完善的同时，要强化对国际规则的研究。首先，要提出“中国方案”。中央网络空间领导小组办公室应作为国家网络外交战略的制定者，在网络主权、网络安全、网络资源共享等重点领域提出符合我国战略利益、各方认可的解决方案。其次，要坚持重点突破。绕开美国设置的人权、商业间谍等“规则陷阱”，围绕和平、主权、共治、普惠等国际社会价值共识，以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和网络犯罪、倡导互联网资源共享、促进技术创新等领域为重点，积极参与成熟国际合作机制，强化议题设置的主动权。再次，要拓宽合作方式。研究现行网络安全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条约框架体系，以联合国为主要平台，对其他框架体系根据我国核心利益予以取舍，适时主导形成代表网络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合作机制。综合采用合作协议、备忘录、论坛、研讨会、技术援助、司法援助等方式，加强共同利益国家间的“合纵连横”，建立政府、企业、学术、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多层次交往，提高我国在网络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作者系网络空间战略论坛特邀评论员）
（文章来源：中国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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