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夢既是中國人追求國家富強和民族復興的夢，也是中國人追求幸福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夢。中國夢的出發點是民族復興，落腳點是“共產主義理想”，精髓是馬克思關於“好生活”的理念。“好生活”視域中的中國夢，不僅僅是中國人的，也是全人類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好生活”是馬克思的社會理想。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特別強調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強調“總體的人”、“豐富的人”，即人的感覺、需要、才能具有豐富性的人，批判人的感覺的異化（擁有的感覺）、需要的異化（虛假需要），批判人的物象化（人不是目的而僅僅是謀利的手段），批判貨幣拜物教（拜金主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又特別強調“有個性的人”，強調人的“自主活動”。馬克思還對此作了頗為詩情畫意的描繪：“在共產主義社會裡，任何人都沒有特定的活動范圍，每個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我自己的心願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但並不因此就使我成為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同樣是世外桃源、田園牧歌，在馬克思的眼裡，活動的主體是自我實現的個人，而非陶淵明般的隱士。總體的人、豐富的人、有個性的人、自主活動的人，總之一句話，每個人的才能都得到充分的發揮，每個人的潛能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每個個人都得以自我實現，這就是馬克思所描繪的未來美好生活的畫面。

　　在馬克思那裡，“好生活”意味著幸福。馬克思在《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一文中說：“在選擇職業時，我們應該遵循的主要指針是人類的幸福和我們自身的完美。”馬克思遵循古希臘哲學家亞裡士多德的傳統，把“好生活”與幸福劃等號。與亞裡士多德一樣，馬克思的幸福觀不是“快樂論”的，特別不是功利主義者（如邊沁、穆勒）的“快樂論”，而是“完善論”的，即強調幸福乃人的自我完善、自我實現。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我們不是作為奴隸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領域內獨立地進行創造”，“人隻有為同時代的人的完美、為他們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達到完美。”

　　在馬克思那裡，“好生活”也意味著正義。從第二國際伯恩斯坦開始，馬克思是否有倫理學似乎就成了問題。馬克思當然有自己的正義理論，有自己的倫理學，但馬克思追求的正義不是規范倫理學意義上的“分配正義”，而是亞裡士多德德性倫理學意義上的德性正義。馬克思之所以批判各種奢談正義的濫言，就是因為這些所謂的“正義”不過是分配正義，分配正義可以使被奴役的、被壓迫的、被剝削的、處於社會底層或邊緣的人的境況得到改善，但並不能改變人被異化的現實。馬克思的“人”不是原子式的個人，不是單向度的異化的人，而是“豐富的人”，即通過自由自覺的活動，經過一個歷史性過程，人的內在潛能得到發揮，人的內在品質變得卓越，總之是自我實現的人。能夠促進人的自我實現的制度安排才是正義的，即使這樣的制度安排（如按需分配）不符合基於權利的分配正義，也沒有達到絕對平等（如柏拉圖理想國中的秉賦平等）。

　　在馬克思那裡，“好生活”也是在共同體中的生活。馬克思心目中理想的好社會是自由人聯合體。在自由人聯合體下，每個人的潛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從而得以自我實現。用《共產黨宣言》中那句著名的話說就是：“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恩格斯去世之前，在答復《新世紀》周刊“用簡單的字句來表達未來的社會主義紀元的基本思想”的請求時，認為除了《共產黨宣言》的這句話外，再也找不出更合適的了。真正的共同體即自由人聯合體不是如自由主義者所恐懼的那樣會成為個人自由的障礙（消極自由），而是會促進人的自我實現（積極自由）。魯濱遜式的孤獨個人、把他者看作敵人的個人，是無法真正達到自我實現的。真正的共同體不但不會壓抑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反而會為這種發展提供更大的舞台和發展空間。

　　在馬克思那裡，“時間是人類發展的空間”。一方面，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並不是一種折磨，而是享受﹔另一方面，盡管勞動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但並非所有的勞動都是自由自覺的活動，社會必要勞動仍然是極其嚴肅而緊張的事情。因此，人的自我實現有賴於自由時間的增加﹔而自由時間的增加，又有賴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及相應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沒有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人的自我實現就僅僅是白日夢﹔沒有社會生產力的充分發展，就隻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斗爭，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會死灰復燃。粗陋的共產主義、封建的社會主義、空想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一生的敵人，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甚至把“封建的社會主義”列入“反動的社會主義”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