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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明春:法者治之端也【2】

2015年02月09日13:49   來源:前線網

原標題:法者治之端也

舉賢不避親執法不徇私

【原文節選】

  玄齡對曰:“臣聞理國要道,在於公平正直,故《尚書》雲:‘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又孔子稱‘舉直錯諸枉,則民服’,今聖慮所尚,誠足以極政教之源,盡至公之要,囊括區宇,化成天下。”太宗曰:“此直朕之所懷,豈有與卿等言之而不行也?”——《貞觀政要·公平》
 

【原文釋義】

  房玄齡奏對說:“我聽說治國理政最根本的就在於公平正直,所以《尚書》說:‘不結黨營私,聖王之道就會壯闊寬廣。不結黨營私,聖王之道就會平坦有序。’孔子也說:‘選賢任能,遠離奸佞,百姓才會心悅誠服。’現在陛下所憂慮並倡導的確實足以直抵政治教化的根源,極盡大公無私之要旨,甚至大到包羅寰宇,足以教化天下。”唐太宗說:“這確實是我心念所系,對此怎會與你們隻說不做呢?”
 

【原文節選】

  太宗初即位,中書令房玄齡奏言:“秦府舊左右未得官者,並怨前宮及齊府左右處分之先己。”太宗曰:“古稱至公者,蓋謂平恕無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堯、舜廢之。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誅之。故知君人者,以天下為公,無私於物。昔諸葛孔明,小國之相,猶曰吾心如稱,不能為人作輕重,況我今理大國乎?朕與公等衣食出於百姓,此則人力已奉於上,而上恩未被於下,今所以擇賢才者,蓋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問堪1否,豈以新故異情?凡一面尚且相親,況舊人而頓忘也!才若不堪,亦豈以舊人而先用?今不論其能不能,而直言其嗟怨,豈是至公之道耶?”

  ——《貞觀政要·公平》
 

【原文釋義】

  唐太宗即位之初,中書令房玄齡上奏說:“陛下即位前所在秦王府裡一些尚未得到官職的近隨,現在抱怨前宮和齊王府的部下反在他們之前得到了安置。”唐太宗說:“古人稱頌為至公的,大概是公平寬恕而無私心之意吧。丹朱、商均是堯和舜的兒子,但因不肖都被堯、舜廢棄不用。管叔和蔡叔都是周公的兄弟,但因謀反也被誅殺或流放。由此可知君主要以天下為公,不存偏私。過去諸葛亮作為一小國丞相尚且能說‘我心就像一杆秤,不能因人不同而做區別對待。’況且我今天是在治理一個大國呢?我與你們的衣食日用都由百姓供給,百姓們能為我們盡力的都已奉獻出來了,而帝王的恩澤卻未能在百姓中遍及開來。現在我們擇賢求才,是為了更好地照顧、安撫百姓,所以在用人上隻需問他能不能勝任,怎能以交情的新舊來區分對待呢?平時我們對於有一面之交的人還能相親相愛,對於老部下不可能這麼快就忘記啊!如果其才干不足以勝任,怎麼能因是老部下的緣故就得重用?今天我們在選人用人上不過問其能不能,而是上來就說他的不滿和怨言,這哪裡符合至公之道的要求啊?”

  【原文節選】

  是時,朝廷大開選舉,或有詐偽階資2者,太宗令其自首,不首,罪至於死。俄有詐偽者事泄,冑據法斷流以奏之。太宗曰:“朕初下敕,不首者死,今斷從法,是示天下以不信矣。”冑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冑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竊為陛下惜之。”太宗曰:“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復何憂也!”——《貞觀政要·公平》
 

【原文釋義】

  貞觀元年,朝廷大規模公開選拔人才,發現有些人偽造官階資歷以謀取官職,太宗對此非常生氣,並下令讓這些人自首,不自首的就按死罪論處。不久,有人偽造官階資歷的事情敗露,大理少卿戴冑依據法律將此人判了流放刑,然后奏報給太宗。太宗說:“我當初下了命令,對於這些人不自首的就要處死,你現在卻給判了個流放,這是要讓我失信於天下啊。”戴冑說:“您如果當時即刻就把他殺了,我無話可說,但現在您把他交付司法部門審判,作為法官我就不得不依據法律來處置了。”太宗說:“你是做到守法了,難道就得讓我失信於天下嗎?”戴冑緊接著說:“法律是國家頒行且與世人共同確立的大信用,而言論則是一個人因當時喜怒等情緒引發的小情緒。您當時因一時之氣憤而許諾要將這些不自首的人殺掉,后來覺得這樣處置也有不妥才交給司法部門依法裁斷,這是舍去個人的小憤恨而存留國家與天下的大信用,我私下很為您珍惜這種精神。”太宗最后說:“這件事我處置確實欠妥,你能幫我及時據法更正,有你這樣的臣子來護法,我還有什麼憂慮的呢!”
 

【古今聯讀】

  如何處理法律和人情之間的關系是古今中外治國理政所要面臨的一大難題,同時,這個問題處理得好壞也直接關系到一個政權的興衰成敗。在唐朝,唐太宗即位之初就旗幟鮮明地主張“天下為公”,並率領眾臣力行“至公之道”。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唐太宗也有過猶豫和掙扎,比如面對舊部求官,他曾慨嘆“凡一面尚且相親,況舊人而頓忘也”,當自己的言論與法律相抵牾而感覺要丟面子時他也竭力進行爭辯,當有人謀反哪怕証據不足他依然因氣憤難耐而將其誅殺。但難能可貴的是,唐太宗在最終的選擇上還是理性戰勝了感性,憑公心為國選賢任能,去私念將法律置於個人情感之上。由此,貞觀一朝才能真正做到君臣一體,共克時艱,開創出了“貞觀之治”的盛世。

  追往事,看今朝。與古人相比,我們今天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更加錯綜復雜,如果靠人治、任私情,隻恐不僅不能有效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也不能真正贏得廣大人民群眾的信賴和擁護。

  中國共產黨從革命戰爭時期自覺擔負起爭取全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歷史使命,到成為執政黨后將“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確立為黨的執政理念,在幾十年的國家治理實踐中,及時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反復強調要法治不要人治。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更是作出了“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庄嚴承諾。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唯有依靠法律和制度才能不斷提高治國理政的能力和水平,唯有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才能確保我們的事業始終立於不敗之地。

  (作者: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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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實習生、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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