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粮食价格的真实水平及其影响
粮食具有商品的普遍特性，其价格具有拉动市场、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作用。
（一）我国粮食的真实价格长期偏低
根据中国粮网的数据，2001年1月至2012年10月，我国国内粮食价格整体呈趋势性上涨。以吉林为代表的玉米价格累计上涨117.9%，年均上涨7.3%；以河南为代表的普通小麦价格累计上涨101.5%，年均上涨6.6%；以江西为代表的籼米价格累计上涨138.5%，年均上涨8.2%；以黑龙江为代表的国产大豆价格累计上涨127.3%，年均上涨7.8%。仅以这些数据来看，粮食价格不同程度地上涨了一倍多。但是，价格的考察不能以单一产品的历史数据作为参照，只有放在社会生活中，通过也其他价格的比较，才能反映实际变化情况。
与全国居民收入情况相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年是2253元和6280元，2011年则达到6977元和21810元，分别增长210%和247%。
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相比，以2002年为基期100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表明，2011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上升到基期的178%，10年间，除2009年略有回落外，其余所有年份都呈增长态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相关数据测算，2002年到2011年底，化肥、农药、家用机油、半机械化农具、机械化农具的价格指数都呈连续上涨态势，2011年分别达到基期的184%、123%、202%、124%和141%。其中，2000年尿素市场批发价大约1000元每吨，2012年达到2500元每吨，增长150%。这些硬性粮食生产支出，还没有包括农业劳动者的人工成本。
与农民工工资相比，2002年全国农民工务工月均收入约为659元［2］，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在全国农民工工作暨家庭服务业工作办公室主任会议上提到，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达到2049元。比2002年增加1390元，增幅达211%。
与其他农产品价格相比，多地调查表明，虽然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而且投入较大，但种菜、种水果与种粮收入比达8-10倍，导致多地农民由种粮转为种菜、种水果。为此，全国多地出现了“菜篮子”打败“米袋子”的情况。
与其他产品价格相比，从2000年到2012年，房价上涨超过10倍，汽油涨价将近3倍。
通过以上对比，不难得出结论，粮食价格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长期偏低的，政府实际上通过收购价政策和市场干预政策，有效地压低了粮价，保持了CPI的低位运行。从近几年的观察来看，虽然粮价经历了一个缓慢上涨，但真实粮价偏低的状况并没有太大改变。改革开放30多年了，实际粮价不增反降，这当然是不正常的。这是一种城市、市民偏向的政策选择，是以农民发展、粮食安全为代价的。
（二）实际粮价偏低对农户的影响
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的启动、甚至说中国现代化的真正起点是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其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在实现农民家庭粮食自给自足之外，解决了全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二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重新恢复了家庭的生产生活组织特性，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的积极性和生活的经济性。三是适应了我国社会的消费结构，当时的“以粮为纲”导向是适应全国人民“吃饱饭”的消费实际的。四是每年季节性的收获，为我国缺乏社会保障的农民群众编织了一张“生活保障网”，保证其基本生活水平得以维持。五是破除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政府合法性危机。因为人民公社制使得农民群众生活日益困顿，许多人产生了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实行家庭经营后，“能不能过上好生活”不再是政府责任，而很容易被理解为自己家人努力与否和聪明与否。六是将农民吸引在土地上，不致忽然间大规模跨地区、城乡间流动，对社会造成太大压力，对社会秩序形成冲击。
长期粮价偏低正在改变这些现状。
其一，耕地较少地区的“小农经济”趋于破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按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材料，全国人均经营耕地面积2.3亩，人均高于3亩的只有6个省（自治区），高于2亩低于3亩的也仅有3个省。按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经验数据表明，北方大部分年产两季地区，种冬小麦一季收成800-1000斤/亩，市场价格约800-1000元，种玉米一季收成1000-1200斤/亩，市场价格约950-1150元，两季种粮直补150元左右，亩均年收入1900-2300元，除去种子、化肥、灌溉等成本800-1000元，亩均收入1100-1300元。如果按照目前的全国农村居民人纯收入水平测算，则至少人均种粮要达到7亩以上，才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笔者调查表明，10年前，人均耕地1-2亩、3-4口的农民家庭，如果从事粮食生产，农业的投入与产出稍有盈余，家庭年收入在2000元左右。10年后，取消了农业税费，还增加了种粮补贴，粮食价格也有所提升，但土地减少和农资、水电等价格同时发生变化，农村家庭务农收入仍然在2000-3000元左右。可以说，以种粮为主要收入、家庭联产为主要特征的“小农经济”正在走向破产。
其二，小农经济的破产将可能引发巨大的社会问题。虽然依靠科技提高单产，挽救了粮食生产的下滑。但“未来谁来种粮”的问题已经十分突出。许多地方的“80后”农民无地可种、不愿意种地、不会种地，对土地和农村也缺乏感情。特别是，家庭的生产生活组织功能再次被瓦解，低素质、缺乏组织的农民日益被抛到市场的大潮中，生活的成本大大加大，未来的不确定性显著提高。
其三，社会保障的相对滞后和无助感，正在引发农民的不满情绪。既然种地难以保证体面的、可预期的未来好生活，农民必然将未来再次托付给政府。而我国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晚，仍然未做到全覆盖，且保障水平低，不能实现地区间流转，社会保障的“兜底”作用远未做到。长期城乡二元结构、城镇对农民进城落户的歧视甚至敌意，都在加剧农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感。部分土地较少的农民进城后，生活成本高昂但收入较低，生活在城镇但缺乏认同和融入，实际上已经再次“无产化”、“边缘化”，对社会的不满和怨恨都在增加。
其四，土地对于农民的牵制功能正在快速消失，通过种地稳定多数农民、逐步释放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城镇就业的机制正在失效。农民进城很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高峰期，东部沿海人均耕地较少地区的这个苗头正在显现。一旦农民进城突破现在每年1000-1200万的规模，很可能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造成很大的影响。
（三）实际粮价偏低对地区发展和相关政策的影响
全国各地对于种粮的积极性在下降，“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名存实亡。目前，主要粮食生产向主产区集中，地理上重心由南向北移动。从品种上看，稻谷产区东南萎缩、东北扩张，小麦产区向黄淮海集中，玉米产区向华北和东北集中。1985—2011年，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4个东南沿海省份的粮食总产量减少了1034.7万吨，占全国粮食产量的比重从18.9%下降到10.7%，其中，仅江苏略有增产。同期，四省占全国生产总值比重从20.62%增长到32.24%，四省的财政也是公认的“好日子”财政，领导人也连连升迁。
与此同时，这些地区的粮食生产却是直线下滑的。比如，浙江省1978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为4760.13千公顷，其中粮食播种面积3472.20千公顷，粮食产量为1467.20万吨，此后，一路下滑，2011年分别下降到2462.7千公顷、1254.1千公顷、781.6万吨，分别只有1978年的51.73%、36.12%、53.27%。福建省则先扬后抑，1978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为2701.05千公顷，其中粮食播种面积2213.13千公顷，粮食产量为744.90万吨；1997年分别达到2918.81千公顷、2041.29千公顷和961.78万吨。此后一路下滑，2011年分别下降到2285.80千公顷、1226.79千公顷、672.80万吨，分别只有1978年的84.63%、55.43%、90.32%，更是远低于农业高峰期1997年的水平。我国地区生产总值排名第一、占全国GDP11.27%的广东省更是如此。1952年，广东省粮食产量854万吨，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产量，开始有粮食净调出。1978年，广东全省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在5000千公顷左右。2006年减少将近一半，接近2600千公顷。2011年下降到2530.4千公顷。民盟广东省委研究表明，广东每年粮食总需求3800万吨左右，粮食总产量则在1400万吨左右，缺口高达2400万吨。广东已经不仅是中国最大的缺粮区，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缺粮区。［3］
表2部分地区生产总值
但是，粮食生产大省（大县）却往往是经济小省（小县）、财政弱省（弱县）。比如为我国粮食安全做出巨大贡献的黑龙江省，其GDP总量仅排到全国第17名。我国粮食生产第二大省河南，其GDP总量仅排到全国第5名。而且两省的财政状况并不乐观。全国第一大产粮县吉林省榆树市年产粮食275万吨左右，商品粮200万吨以上，但其年财政收入只有4亿多元，与全国百强县排名第一的江苏省昆山市财政收入相差近100倍。
正是由于种粮与GDP增长、财税增加的背离，导致各地种粮积极性下降，搞工商业或“耕地非粮化”的积极性大为提升。“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实际上已经在执行中被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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