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粮食生产深层次的的问题正在显现
虽然取得了粮食连增的好成绩，但有些结构性的农业深层次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一）粮食产需缺口仍有扩大趋势。2000年开始，我国进口粮油数量不断上升。根据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会长白美清在“2012重点粮油企业集团峰会”上公布的数据，2011年粮食大丰收，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全面增产，总产量超过5.7亿吨，但仍然进口粮食超过6000万吨（含大豆），粮食的自给率下降到90%。而国内大豆产量只有进口数量的1/4，植物油自给率只有30%。2011年，全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已从2001年的279亿美元，增至1556.2亿美元；逆差从2004年的46.4亿美元升至341.2亿美元。
（二）出现了用投入、用资源换增产的情况。财政部公布的数据表明，2011年全国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近3万亿，其中中央财政支出超过1万亿。农田水利方面，中央财政支出近1400亿。根据《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年-2015年）》，我国将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开展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并补充耕地2400亩，为此，还需要投入6000亿元。我国化肥、种子、农药等方面的支出已为全球之最，农业机械方面的投入也大幅增加。农业部种植业司司长叶贞琴在“2010年中国农村发展高层论坛”上坦承，我国农业化肥施用总量相当于美国、印度总和，而亩均施用量则是美国的3倍多。农业发展引发的面源水污染已经超过工业。所以，我国的农业增长方式仍然是投入型、资源过度利用的。而且，粮食产量虽然增加了，但是粮食的质量却是下降的。
（三）农业发展的资源约束不断增强。十八亿亩的耕地红线压力很大，“保耕地”与“保发展”两难局面日益突出。作为一个水资源严重不足而且分布不均衡的国家，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估算，我国每年农业生产缺水300亿立方米。加之我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薄弱，农业水利用率只有40%，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农业增加用水困难，还可能诱发水资源脆弱平衡局面的打破。
另外，农业科技支撑不强、种粮比较收益低、气象灾害与生物灾害不确定性增大等问题，都是我国粮食安全的严峻挑战。总的来说，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资源约束紧的转型国家，粮食生产与供应保证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必须警钟长鸣。
四、提高粮价是现阶段的现实选择
老话讲，谷贱伤农。粮价长期偏低，不光影响到了农民增收的进程，而且对种粮积极性的伤害越来越大。长期积累的后果是，对我国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造成巨大内伤，有可能以突然爆发的方式，一下子“赶”出来数量远超目前的流动人口，对社会形成很大冲击。而且，目前的工业化、城镇化推动地区性的不愿意务农、不愿意种粮的风气。换言之，粮食主产区的种粮积极性也在下降。目前的政策选择，唯有通过提高粮食收购价的方式，从而提高粮价，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一）提高粮价，有利于粮食发展和农民增收，有利于解决目前遇到的困难
农民经营性收入长期徘徊，主要是因为粮食价格低。依靠科技不断提高粮食单产固然重要，但保持粮食播种面积仍然不可放松。为此，如果比较大的提高粮食价格，我国粮食增产的态势就能保持下去，粮食安全就不会成为问题。从历史经验看，1985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比上年提高8.6%，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比上年提高18.7%。1994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比上年提高39.9%，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比上年提高35.9%。2003年，粮食市场价格普遍上涨20%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达到了4.3%。特别是1994年，定购价提高了44%，1995年在粮食连续丰收的情况下，采取了以保护价敞开收购粮食为核心的调控措施，1996年再次提高42%。在3年内政府收购价提高了105%，出现了粮食持续增产的局面。近几年我国粮食的收购价格，每百斤粳稻2004年是75元，2012年也只有140元，9年才提高了86.7%。每百斤小麦2007年是70元，2012年不过102元，5年增幅不到46%。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现在看来，增收难点仍然在农民，特别是平均耕地少的种粮农民。只有比较大幅的提高粮食价格，农民增收才能吃上“定心丸”。特别是，如果新的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能在“三农”问题深层次矛盾渐次暴露的今天，施行提高粮食价格这一“德政”，无疑有利于长期默默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数亿农民福祉。
（二）提高粮价，是比提高农业补贴更为有效的政策工具
目前粮食补贴的激励效应在下降。一是粮食直补的补贴数量低，每亩地年均100-200元的补助，根本无法弥补农资上涨的费用。二是由于粮食直补是对着实际播种面积而进行的，实际上成了针对耕地的补贴。在我国人均耕地较低的现实下，这些补贴实际上“撒了胡椒面”，成了对所有承包人的普惠性政策。农民普遍产生了“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心理，对粮食生产并无激励。三是在操作中，出现了种粮人、承包人和种粮食、种经济作物的补贴冲突，补贴出现了与粮食生产脱节的现象。四是补贴政策仍然建立在层层上报、层层审查的机制上，造假虚报等现象时有发生，管理成本很大。
另外，近几年的实践证明，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农资综合直接补贴等惠农政策，补贴范围小，补贴结构不尽合理，资金分散，效果较差。根据世界经合组织的测算，我国通过流通环节的补贴仅有25%形成农民收入。而且，经合组织报告显示，中国在2008至2010年间对农业的政策性补贴费用增长了6倍，达到1470亿美元，远远高出美国的农业补贴。报告同时指出，中国对农业的政策性补贴尤其针对农田的化学施肥，不仅有悖于市场竞争的相关规定，更对环境造成负面效应。在国际社会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农业补贴政策将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
（三）提高粮价，对城镇居民生活影响不大
郑芳等人专门做过粮价波动对城镇居民生活消费的影响。其研究表明，粮价对不同收入群体的食品、粮食消费支出影响不同。研究发现，随着收入的提高，粮食等食品价格的上涨对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会越来越弱。其中，60%的城镇居民，食品、粮食消费支出增加影响率取值接近于零或者为负。处于收入底层的40%人口则受到或大或小的影响，其中以最低收入户的5%与10%所受影响最大。［4］
实际上，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困难影响因素很多，粮价只是其中之一。在我国人均口粮总体下降的大趋势下，这部分群众的生活困难一要靠自力更生，通过就业、再就业实现生活条件的改善。另外，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物价变化，给予其一定的食品补贴。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推出营养补充援助计划(SNAP，俗称食品券)。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2012年7月美国总共有破纪录的4668万人向政府领取食品券，月度支出达到62.6亿美元。
（四）粮食涨价会抬升CPI是个伪问题
目前我国统计局公布的CPI数据中，粮食及食品价格所占比重过大。所以，粮价一涨，CPI就涨。这只能说明我国核心CPI的设计存在问题，应当通过调整相应参数和权重来解决。而不能通过粮价“绑定”CPI的办法，借用CPI高企作为压低粮价的理由，从而变相让种粮农民做长期的牺牲。
五、粮食收购价提高多少合适？
（一）粮食收购价提高少了不行
曾有学者对1990-2006年17年间粮价波动对农民收入变化进行了长期分析，结果表明，在17年间，除了两个粮价增长高峰年（1994年和2004年）外，即使粮价上涨，其幅度也往往小于生产资料价格增幅，并没有相应带来农民净收入增加。换言之，只有粮价上涨达到一定高度之后，才可能超过后者。［5］从1994年和2004年的经验值来看，至少粮价要上涨25%以上，才能真正带来农民净收入的增加。观察也发现，近几年粮食收购价每年小步提高的做法，其实际效果已经大打折扣。为直接提高农民种粮预期，粮食收购价至少要提高一次性30-40%以上才有实际意义。
（二）粮食收购价提高多了也不行
一方面，根据201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结构测算，如果粮食价格增加50%，且全部能够转化为农民人均纯收入，则其农业收入恰好与人均工资性收入持平。从而，农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可能受到抑制，影响农民向城镇市民、向非农产业的转化。另一方面，可能会对我国粮食收购资金、粮食储备等形成太大的压力。
为此，综合来看，我国粮食收购价应当提高30-50%为宜。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关于2013年夏粮产量数据的公告［EB/OL］.http：∥www.stats.gov.cn/tjdt/zygg/gjtjjgg/t20130712_402910713.htm.
［2］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105.
［3］黄应来.18.26亿亩：耕地红线岌岌可危［N］.南方日报，2011-2-25（A16）.
［4］郑芳，赵翠萍.粮价周期波动与城镇居民生活消费关系的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8(12)。
［5］郑芳.粮价波动与农民增收关系的历史考证［J］.中国物价，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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