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个飞跃”到“三位一体”：全面理解集体经济和规模经营的科学内涵
主持人：我注意到从浙江发端的“三位一体”新型合作化探索，其鲜明理念和成功经验，多年前已经在全国许多地方积极实践和推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广泛响应，一定有其客观的历史背景、必然趋势和科学内涵吧？
嘉宾：正是这样。邓小平同志1990年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现在需要深刻理解邓小平原话中“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的科学内涵。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扶持发展“规模化”经营，这就揭示了合作经济与规模经营的内在联系。农业的规模经营未必要以土地的大量集中为必然前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增收不仅取决于产量上的增加，更取决于价格条件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市场力量对比。这就需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市场谈判地位和议价能力。社会化服务，也需要通过规模化降低和分摊成本、扩大覆盖面。
至于发展“集体经济”，更不是重新回到“一大二公”。在我国，“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是长期混用的。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来看，合作制、合作经济本来是更早使用、广为接受的概念。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作制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并不属于所有制范畴。邓小平原话所指，在今天应是新型合作经济。
1992年7月，邓小平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后，进一步重申了“两个飞跃”的科学论断：“这是一个大思想。这个思想一直没有阐发。”这个历史重任，跨越时空，落到了新一代领导人肩上。
事实上，2006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刚刚部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就在当年1月8日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宏伟构想，并在当年12月19日的全省现场会上进一步表述为：“三位一体”是三类合作组织的一体化，也是三重合作功能的一体化，又是三级合作体系的一体化。至此，“三位一体”的合作制理论已经基本确立，并在实践中日益发挥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三位一体”构想并非一时偶得：习近平的理论创造和三农情怀
主持人：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分析了三农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高屋建瓴、深刻精辟阐述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具有方向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同时提出明确要求，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深厚深遂的三农战略思想。您学习和实践过“三位一体”构想，对此有怎样的体会？
嘉宾：10年前我在清华做博士后，借近水楼台之便，就认真学习和研究过习近平同志的博士论文和其他著述，进而对他的成长经历发生兴趣。我发现，他的三农思想特别是“三位一体”构想，并非一时偶得，而是磨砺已久。
多年前出版的《知青老照片》曾收录有习近平的回忆文章“我是黄土地的儿子”。2012年2月，习近平访美期间出席中美农业高层研讨会，在致辞中深情回顾，“我曾在中国西部地区当过7年农民，还当过一村之长，我在中国河北、福建、浙江和上海等省市任职时也都领导或分管过农业工作，对农业、农村、农民很有感情”。
针对一些人片面强调农村市场化，忽视了农民组织化，另外一些人则片面强调农民组织化，怀疑甚至抵制农村市场化，习近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要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
习近平提出：“必须使分散的农民联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形成强大的市场竞争力”。“要发展农民的横向与纵向联合……强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农产品销售职能，加强产后服务，把生产职能与流通职能融为一体……发展跨乡、县的地区联合，组建大规模的中心合作社……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发展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让我们注意上述关键词：农民联合，有机整体，横向与纵向，生产与流通，融为一体，跨乡、县，大规模，多层次，全方位——这里已经饱含了“三位一体”合作组织和“立体式复合型”经营体系的所有重要的思想元素，闪耀着理论创造的光芒，也体现了情系三农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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